海派书法有着视野开放、兼容并蓄、注重创表和强调文化品集的时代审美特征。海派书法和碑帖之学有何关联，历史上研习碑帖之学的名家对当下的书法创作有哪些启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刘一闻日前做客中华艺术宫十二艺节讲座， 通过作品图例结合具体书家的创作实践，向观众揭开书法碑帖之学的奥妙。

书法好坏在内涵和格调

在书法展览中，我们常常会听说，某位书家的书风来源于帖学或是碑学，帖学和碑学有和区别？刘一闻介绍，帖学，是指研究法帖的源流优劣以及书迹的真伪等的一门学问，也是指崇尚魏晋以下如钟繇、王羲之父子法帖的书法学派，通过帖学主要学习行书、草书。碑学是指是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通过碑学主要学习隶书、篆书。

学习书法，离不开碑帖。“学习传统艺术基本的手段就是借鉴，一定要临摹古人，否则没有自己的路数。谢稚柳先生说，借鉴之道，是借鉴愈深则自创愈高。”比如邓石如是碑学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常被篆书、隶书学习者用作学习范本。他年轻时候有机会见到大量拓本，往往五十本、一百本的临摹，从他的书法线条中可以体现出其下过的苦功夫。在刘一闻看来，这种临摹的苦工也是书法学习的必经之道，用功越深，在创作上的收获就越大。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要增加自己的书法鉴赏能力，同样需要多看前人碑帖，即便是一时看不懂的作品。在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中工作时，刘一闻常被观众拦住询问各种问题，比如有观众指着苏东坡的作品问，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大文豪，字才被挂在这里？很多观众只会看楷书，在张即之的手卷前流连忘返，但在明代书法展柜里有一件徐渭的作品，常有人来问，“这个字到底好吗？”

“苏东坡的字的确好，但他的好从表面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功夫，内里的东西却很深。徐渭的字也的确是好的，但要说明哪里好很难。”刘一闻认为，当书法创作到一定境界，在相互交流时，往往会用“气息”来评价作品，而不是“功夫”，这需要背后的学养。“谢稚柳曾说，艺术需手段高明，识见高明，但如果不读书，终究表面，这对后来人启发很大。多读书，才能有完整对待书法艺术的视角。”他指出，如今书法展览往往以写大字为时尚，但书法的第一要素不是张狂，一个优秀艺术家是通过作品把他想要说的话倾吐给读者和观众。“书法的好坏不在气势大小，而是内涵的多少和格调的高低。”

创新要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为了整理出版上海博物馆馆藏楹联作品，刘一闻重新梳理了清代以来的碑帖名家和海派书家作品，感慨颇深。“书法家要做到前无古人太难了，一路走来不是碰到张三，就是碰到李四，自己从中杀出一条血路来，且别人还认可非常难。”这也道出了书法创新的千古不易。

欣赏碑学书法重要书家伊秉绶的隶书作品时会发现，他竟然没有用传统隶书中的笔法“蚕头燕尾”。伊秉绶用了篆籀笔法，通过严格的中锋用笔形成浓厚、结实的笔画，用篆书写隶书，难度非常高，这是他的创新，也来自于碑学的修养。他的作品题跋中，还将诸多书体融合在一起，却没有杂糅之感，显得妥帖自然。伊秉绶的大胆创新也造就了作品的独特风格和高超艺术性，使得清代的碑学书法出现新的局面。

要创新出新路，必须先有丰厚的碑学、帖学积累，从前人经验中汲取养分。海派书家赵之谦、沈曾植莫不是如此。赵之谦书、画、印皆擅，他将书法的若干文字样式挪入印面创作，开拓了篆刻的新局面。他在书法作品中将北碑书法和行书、草书联系在一起的风格，可谓前无古人。沈曾植也在艺术上有开宗立派的意义，他把章草挪到创作中，又变章草笔意不连贯的特点，形成一种新的书风。“艺术创造也是残酷的，倘若创新不成，业内就会遭受强烈批评，也有不少人身前一文不名，直到后世才被认可。”刘一闻指出，如今有不少打着当代书法旗号的创新之举，比如用毛笔在人体上写字，或是用巨大的拖把写字等，尽管作为实验艺术未尝不可，但他们背离传统的书法艺术越来越远。“换一种书写材料或是书写工具，其实没有难度，写在姑娘的裙子上，和写在宣纸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创新，要做有难度、有高度，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种尝试才有意义。”

本次讲座也是墨韵少年系列公益讲座的第三十二期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