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民俗信仰文化是在江南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样态，它与江南本土自然、经济、社会特征相适应，有着多层次的丰富内涵，比较稳定地沉淀于江南人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中，习焉而不察，是江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今天构筑长三角一体化的共同文化基础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加以挖掘。

农事俗信中的科学与探索精神

众所周知，至少在隋唐以前，今天的江南地区虽然自然地理条件虽然比较优越，但生产力还十分落后，正如《汉书·地理志》说所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当时丰富的自然资源也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特别是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水利事业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江南大规模的开发事实上要到唐末五代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当时北方战乱频仍，江南的吴越国却相对安定，吴越国王钱鏐非常重视农业与水利的发展，曾经“置营田军四部，治湖筑堤，专力田事”，而且还专门设置了撩浅军，据说共有七、八千人，注意水道沟渠的疏浚，保持水流的通畅以及农田灌溉的顺利进行。到了宋明以后，江南核心地区的农业就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在这数百年的开发过程中，江南民众在辛勤劳作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江南特色的农事信仰习俗，这些习俗往往蒙上了一层神话的色彩，但其实又或多或少含有某些科学的因子。比如在江南大部分的乡村，每年六七月间都会举行“青苗会”，由村落居民抬着刘猛将等乡村神灵巡行田间，游行时锣鼓喧天，并且还要在田间插上五色彩旗。这样的活动经常会持续十天半月，看似是祈求神灵保佑丰收，但实则亦另有功用，因为六七月间正值水稻抽穗，是病虫害的高发时期，因此无论是大张旗鼓的游行，还是在田间遍插彩旗，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阻吓害虫，保护禾苗。

传统农业是所谓看天吃饭，对农民来说，对气候的把握和预测十分重要。在江南地区，一直流传着不少气候类的民俗谣谚。比如江南黄梅天一般在农历的五月，当地相传每年的五月十三日为关帝生日，这一天，关公要带上青龙偃月刀，前往仙人洞磨刀，所以多雨水，被称为磨刀雨。再有五月二十日相传为分龙日，据说这一天天上的小龙与父母离别，因为不忍分离而流泪，泪水化作人间的雨水，老百姓将这一天下的雨称为“分龙雨”，预示着一年中风调雨顺，所以江南农谚中说“五月二十分龙雨，石头缝里都是米”。类似的谚语虽然将气候的变化与想象中神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也反映了江南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摸索。

江南很多地方每当立春时节，还要举行祭祀春神句芒的仪式，称为立春祭。在传说中，句芒神“人面鸟身，乘两龙”，是伏羲的后代，也是重要的农业神灵，其传统形象是左手握种子，右手执圆规，象征丈量土地，播种植物，给人们带来春天的希望。在今天的浙江衢州柯城至今仍有一座梧桐祖殿，殿内所供奉的主神就是春神句芒，2016年，“二十四节气”因为饱含着中国民间农业的智慧，因此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衢州的句芒神祭祀便是立春祭的代表。

在民间俗信的基础上，江南人在历史上还进一步总结出了很多的农事、气候规律，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便是元末明初成书的《田家五行》，该书搜集了大量流行于江南的农业俗谚，虽然仍然是在阴阳五行的范畴内对之进行解释，而且特别讲究通过动物的外形、动作等占卜农业丰歉，包括“水旱卜蛙声”“土牛占岁事”等等。但其中也蕴含了不少科学智慧，不容忽视，比如说“鸦浴风，鹊浴雨，八哥儿洗浴断风雨”这样的谚语，就表明先民其实很早就已经知道通过观察鸟的生活习性来判断天气的变化。有意思的是，在江南的部分农村中，《田家五行》直到解放后对农业生产的展开仍然有一定的影响。

家风家训中的道德与教育观念

家族是传统中国地域社会中最为基本的细胞，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的江南地区望族如云，它们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江南的家风家训主要就是指在这样一些地方家族中形成的一系列行为规范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

它一方面附着于家族的祖先崇拜，是一个家族为了表现出对祖先的尊崇，维持家声不坠，进而光耀门庭而作出的种种规定或劝谕，对于家族的发展往往能够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家风家训也可以化成民俗，很多情况下它不仅仅是某一特定家族的行为规范，也有可能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同的规范和信仰，所以也可以被视为民俗信仰文化的一部分。

江南家风家训首先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修养的达成，因为个人是每个家族的细胞，只有每个个人获得发展，家族的发展才有可能。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江南家训文献中多能看到相关的内容，比如明代万历间曾经官至礼部尚书的华亭人陆树声便极其重视对族中子弟个人品德的培育，曾经撰有《陆氏家训》。其中不仅要求子弟要孝顺长辈，而且更要和睦宗族，所谓“兄弟和则外侮不生”；另外，对于个人交游的对象也要慎重，因为“游处熟则熏染易，迷惑深则悔悟迟”；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始终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当盈成常怀开创之艰，处丰余而无忘寒俭之素”，这样才能保证“先业不坠”。应该说，陆树声对子弟的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后来他的弟弟陆树德和儿子陆彦章也分别得中进士，一门三进士，成为明代松江府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江南，不仅仅是传统的世家大族有着重修养、重教育的家风，即使是那些出身底层的家族同样极端重视族中子弟的教育问题。比如清代上海沙船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其先世业索绹，后来以经营沙船业发家，成为清代后期上海著名的工商大族，但这样一个家族，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却也始终重视对族人的教育，“虽穷，当了包脚布亦须令子弟读书”，后来王氏家族中文人辈出，成为了近代上海有数的教育名族，并且创办了百年名校南洋中学，这并非是偶然的。

清代以降，江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家训无疑是形成于清初的昆山《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在江南，只要是略上过几年私塾者，大多能够背诵其中的几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等，这些读来朗朗上口的名句，曾经涵化了无数江南人的精神世界。毫无疑问，在这里，《治家格言》已经超越了一家一姓的范畴，而是描摹出了整个江南人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一种家庭治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江南人的一种信仰。

名贤崇拜中的进取与清廉品质

名贤崇拜也是江南民俗信仰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土乡贤的崇拜，二是对居官本地，积极有所作为的官员的崇拜。在明清江南府县的文庙中，一般都会设有乡贤、名宦两祠，用以祭祀那些足以为一方表率的地方名人以及对地方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官员，而一些府县的城隍神在民间传说中更是直接由生前有所作为的地方官员担任的。

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江南为人才渊薮，状元更一度成为苏州之“土产”，其中的佼佼者在入仕后往往能够有所作为，出将入相，青史留名，为后人所景仰，留存至今的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便是这种崇敬之情最为直观的表达。

“乡先生没而祭于社”，本是古礼，江南的乡贤祠在历史上无疑承载了一种地方文化精神，有着极高的入选标准，对于地方家族而言，其先人能够入祀乡贤祠，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正如清初昆山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所言：“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以视当时，则荣者何如？”

晚明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富户出于“光宠门户”的需求，曾经通过各种途径希望将自己的先人入祀乡贤祠，结果一度导致了乡贤祠泛滥的情况发生。万历年间，官方批准为陆树声建特祠，据说其中的牌位就“移自郡邑（乡）贤祠”，因为其学生子弟认为乡贤祠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俗不可耐的场所，所以不忍让陆氏杂处其间，他们的作为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一种对本土道德精神的坚守。

宋明以后的江南地区是真正的王朝腹心区域，明代仅苏州一府便承担了全国赋税的近十分之一，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于江南地区的治理也往往是十分用心的，而那些被派任于江南的官员更不乏能干而清廉者，他们为江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江南人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江南的名宦崇拜系列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是帮助地方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乱的官员。其中前者由于江南特殊的地理条件，又以治水官员居多，比较早的有传说中在大禹时期曾经主持治理洪水的防风氏（至今在湖州德清县还有防风祠），又有据说春秋时期曾经疏浚过黄浦江的春申君，还有在明代疏浚吴淞江的夏原吉等，后者则如明代抵御倭寇的戚继光、鸦片战争中抵抗英军的陈化成等；第二类是为江南地方民众减轻赋役的官员，比如在宋代曾经奏请免除衢州、婺州民众身丁钱的胡则，在明初多次设法减免江南赋税的苏州知府周忱等；第三类则是整顿地方风俗，使地方免于受到巫鬼滋扰的官员，比如清初曾经在江南捣毁五通神的汤斌等。

上述无论哪一类官员，在他们的身上其实都有一种敢为天下先，并且不畏人言的实干精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往往能够做到清廉自守，比如汤斌为官时，每食必有豆腐，生活十分俭朴，因此又被称为“豆腐汤”，在其临终时，仅剩遗俸八两，还是靠着别人的资助，才得到妥善安葬。

通过对历代乡贤名宦的崇奉，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些可贵品质，实际上也便潜移默化地被融入到了江南文化之中，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

商事习俗中的诚信与开放意识

晚明以降，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各类商业活动十分繁盛，各地商帮纷纷云集于江南地区，在开展商事活动的过程中，他们或者按照籍贯划分，或者按照行业划分，分别组成了所谓的会馆和公所，而在这些会馆公所中也都供奉有不同的神灵。比如徽商会馆中供奉的是紫阳先生，也就是朱熹，江西商人的会馆中供奉的是旌阳许真君，湖南会馆则崇奉瞿真人，山东济宁商人崇拜的则是金龙四大王等等。另外，不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行业神灵。比如水木业供奉的鲁班、药业公所供奉的炎帝、成衣公所信奉的是轩辕皇帝、剃头业供奉罗祖先师、水炉业供奉协天三官大帝等。

这些崇拜行为的存在，一方面自然是为了保证商业的平安，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而言，他们在外出经商时，把家乡的神灵随身携带，便是希望其保佑商旅的安全。不过，还有一点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由于这些神灵的存在，无论是会馆还是公所，他们内部的商事活动都要在神明面前举行，以昭公正，这是这些神灵所发挥的另外一层功用，其实久而久之，也就自然地在江南的商人和商业中熏陶出一种重诚信的精神。

另外，城隍神在江南民间的商事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明清江南的慈善事业，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当时各类慈善组织的运作便经常与城隍神发生关系。比如清代川沙县有一座保节堂，在它的章程中便明确规定，该堂捐资和开销的账目每年都要造册报官，此外还要制作征信录，“送焚于城隍庙，并送乐捐善信，以昭坦白”。这样的行为肯定了当时城隍神作为人与人之间信任中介的角色，实际上也有利于信用观念的培育。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天后（妈祖）信仰。在江南地区，天后信仰的传入比较早，以上海为例，早在宋代的上海镇就有顺济庙祭祀天后，毫无疑问，这是与当时以吴淞江为主要通道的海上贸易的发达有关系的。此后，上海地区的天后一直受到从事海洋贸易的商人群体的崇拜，尤以闽粵商人为代表。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时，黄浦江边海舟张灯结彩，“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篁聒，虽远乡僻处，咸结对往观”。

在海商看来，作为神灵，天后能够保佑海上贸易的平安。而它所承载的其实也正是一种拥抱海洋的开放意识，虽然明清以降，江南等地历经多次海禁，但这样一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其实却始终未曾泯没，而是沉淀在了江南人的性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