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坪柔软。躺在上面如卧绒毯。上世纪60年代初的某一天，王晓明就这样躺在自家楼下花园的草坪上，仰头望天，竟然看见一只鹰飞过。它停在卫乐公寓楼顶。少顷离去，展开一双宽大到不可思议的翅膀，令人委实印象深刻。

似乎几天前，王晓明听同住卫乐公寓的邻居提起过，为应对食物短缺，顶楼一侧的住户——一户干部家庭在自家楼顶养了鸡。大楼顶层呈“土”字形。一日，顶楼中间的住户无意中向下一瞧，正巧目睹一只鹰将养着的鸡一口叼走。

鹰叼着鸡，在城市上空盘旋时，能看见什么呢？此时，上海除了市区中心的国际饭店等几幢大厦外，几乎没有高层建筑。在鹰的视线里，上海不过是一片由低矮里弄、低层建筑的屋顶构成的波浪。但有13层楼高的卫乐公寓矗立在一片房屋中，显得瞩目。更何况这里还有食物，自然是鹰狩猎的一个理想地标。

在这幢与众不同的大楼内，1949年后陆续住过画家吕蒙与作曲家黄准夫妇、戏剧艺术家陈鲤庭、军旅作者吴强、画家赖少其等诸多文化名流。1956年，作家王西彦（1914-1999）带着妻子周雯和不满周岁的儿子王晓明入住卫乐公寓。这幢建筑，此后以一己之力，向这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婴，展现了上海近现代史的一个切面。

精舍

复兴西路34号的卫乐公寓，原名卫乐精舍（Willow Court），钢筋混凝土结构，现代点式公寓，建于1934年，赉安洋行设计，该公寓朝南偏东约15度，为上海地区最佳朝向。所处位置闹中取静。水泥砂浆外墙，立面对称，中轴设一串挑出的半圆阳台。顶部为装饰艺术派造型。两侧设简洁竖向线条。中部12层，两翼跌落一层，为11层，设内阳台。大门口有7级弧形花岗石台阶，步入门厅，设有电梯。大楼内分有多种户型，还设有两套楼梯系统，早期供住户中的主人和保姆从不同楼梯上下。大楼前有小花园。占地面积1720平方米，建筑面积3797平方米，汽车间附屋802平方米。日后承建了定西路花园住宅（现长宁区结核病防治所）并成为著名营造商的顾梦良当时未满30岁，已经在卫乐公寓施工中担任总看工。

在落成之初，这里是沪上外侨的住所，后来也陆续住入华商、买办和高级知识分子、名医等。1949年后，这幢大楼成为文教干部和文化名人集中居住的场所。

书法家沈柔坚的妻子王慕兰曾记录下他们一家于1954年春搬入卫乐公寓的场景，“那里文人荟萃，我们搬去后，朋友之间时常走动。吴强是新四军老战士，未脱军人气质，矮矮胖胖，豪爽直率，有时晚上也来我家，与柔坚聊天。”沈柔坚家的隔壁邻居是翻译家罗稷南，罗先生在家从事译作，常邀请王慕兰去他家共进午餐，王慕兰记得他家的菜肴云南口味，清淡可口，太太每天还在家里自磨一壶豆浆。

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和市政协副主席的陈同生一家在1958年搬入卫乐公寓。他的大女儿陈淮淮记得，“我家对门住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楼内住着画家赖少其、翻译家罗稷南、眼科专家郭秉宽、妇科专家郑怀美等，还有作家王西彦、作曲家吴应炬以及瞿维和寄明夫妇，还住着一对白俄老夫妇。这些人大都是彬彬有礼的，见面总是互致问候。”陈淮淮记得，入住后的翌年暑假，同为邻居的陈其五停职在家，“他处之泰然，每天给孩子们讲解唐诗。母亲让我也去跟着听听，这使我受益匪浅。”

作家靳以也住在卫乐公寓。他的女儿章洁思在文中写过，“那时最高的那层，被上海作协租下来用作招待所。那年夏天，诗人卞之琳来上海，就住在楼上。我的干妈——巴金夫人萧珊，常在我家吃完晚饭，然后就去找他聊天，我们一群孩子也都跟上楼去。楼顶宽大的天台是乘凉的好地方。干妈与卞叔叔聊天，我们这一群孩子就疯跑疯玩。玩得累了，我就挨在他们身边看夜景。那时候的卞叔叔有点儿忧郁，从未见他开怀大笑。”

1956年，被腰椎间盘突出折磨的王西彦，不得不在华东医院卧床整月。凭着毅力，他在病榻上继续创作描写农村变革的作品《春回地暖》。初稿于2月完成。6月，他从淮海中路上的作协宿舍搬到了卫乐公寓，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涯到此告一段落，此后直到逝世，他一直定居于此。妻子周雯也在这时开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两人在书房临窗下，并排摆着宽大的书桌。从记事起，王晓明就知道，父母坐在书桌前写字读书是极为神圣的事，他绝对不能去打扰，只能乖乖自己玩。

更迭

虽属名人家属，但在王晓明的记忆里，早年的生活并不宽裕。

父母都属于文化工作者，按照当时的计划供给，属于轻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可领定粮不多。这份食物，要供一家三口和保姆四张嘴吃，大家都吃不饱。像当时大部分市民一样，他们也在家养了鸭子补充食物的不足。但因为实在没有饲料，鸭子也饿得嘎嘎叫，最后向来敬惜字纸的王西彦，不得不剪碎了报纸给鸭子吃。

父母少时即投身革命，对剥削享乐的生活有天然的抵触。等王晓明略长大一些，父母就辞退了保姆。独生子从不敢打扰父母工作，就自己去街面上玩。当时的复兴西路街区内，有洋房别墅，也藏着平房和违建。王晓明的同学里，有干部子弟，也有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爬上同学父母在弄堂口自行搭建的木结构简屋，也坐在租住洋房亭子间的低收入的同学们家里看他们开饭。上海人是多么热爱生活。即便只有些剩菜、酱菜可吃，桌面上也摆出了五六个碗盏。而在王晓明家，往往三个人就简单地吃一锅饭、一两个菜。

在学校里，有时他是这些工人子弟欺负的对象，但在一起玩时，他又体会到他们的朴实和捣蛋，他从他们身上感到了知识分子家和干部家没有的热情和生命力。有时也有十几个来自附近一幢楼房的少年纠集过来，一场大规模的群架即将爆发。就在这时候，楼里的一位邻居从弄堂口的那堆少年中揪出自己的儿子，一路骂着拽着回进弄堂，整个气氛忽然松弛下来。王晓明默默观看着一切。外界眼中，这是一个上海最雅致的街区，但实际上走入每一条弄堂和支路的深处，不同人群杂共处，他们丰富了男孩的见识和对生命的理解。

1972年，王晓明中学毕业，被分配进地毯厂当钳工。一个周日，他回到家中。此时王西彦在牛棚，原来一家三口住的房内还住进了另一户人家。父母的书房上贴上了封条。但因为封存了多年，封条早已干结，很容易揭下。王晓明潜入房中从覆满灰尘的书架山“偷出”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坐在阳台上，直看得眼睛发酸，等到抬起头来，看到窗外梧桐一片碧绿，一如往昔，似全然不知人间的悲欢离合。

楼内的住户更迭，一如楼外的时局。1966年后，楼内的一批资本家和干部悄然搬走，一批军队干部入住。1971年后，一批军队干部搬走，一批新的干部入住。等到1979年后，改革开放，上海的街头开始重新有外国人的身影出现，当他们想安顿下来时，卫乐公寓得到他们的青睐。平反回家的父亲王西彦，因为有共度牛棚的经历，和巴金成为挚友。此后常常从卫乐公寓出门去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数出了步数——2300步。如今这对好朋友在天堂会不会也常常散步去看对方呢？

王晓明沿着父亲散过步的脚印在这个街区走着。卫乐公寓里，他童年时玩耍过的草坪依旧碧绿青翠，他女儿抱过的小树已经亭亭如盖，有四楼这么高。但他童年见过的鹰，再也没有在市区看到过了。

王晓明，1955年生于上海。上海大学中文系/文化研究系教授。作家王西彦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