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游客向工作人员递交了一个路边遗失的钱包，工作人员会怎么做？

美国密歇根大学、犹他大学和苏黎世大学的几位研究者在全球40个国家做了一项诚信研究。他们发现，当钱包里的金额越大，人们越有可能主动归还钱包。研究结果《全球公民诚信》（Civic honesty around the globe）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

同时，结果论文的统计图显示出，参加实验的40个国家里，按作者设计的归还钱包比例，中国排名倒数第一，联系到论文的题目是“公民诚信”，这让大量中国读者感到不适。

这个引起争议的研究是怎么做的？

成员前往全球40个国家的355个城市，在中国，选择了八个城市进行实验——北京、成都、广州、杭州、上海、深圳、天津和西安，投放了400个钱包。在实验中涉及到的其它大部分国家，例如西班牙、印度、南非等，实验成员同样投放了400个钱包。但在一些大型城市较少或者安全程度较低的城市，例如克罗地亚、丹麦、加纳、肯尼亚、挪威、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国家的城市，实验成员只投放了300个钱包。

研究人员假扮游客走进银行、博物馆、剧院、邮局、警察局等公共场所，将一个透明钱包递给前台工作人员，并通过翻译软件说道：“我在街角发现了这个（钱包），但我在赶时间，请问您能帮忙保管吗？” 钱包里包含一张购物清单、三张附有电子邮箱的名片，一把钥匙，另外，有的钱包里没有现金，有的金额很少，有的金额很多。

该研究的衡量标准是，拿到钱包的人是否主动联系了名片上的邮箱以归还钱包。

结果表明，拿到空钱包的人，有40%会设法归还；拿到包含少量现金的钱包的人，有51%会归还；当钱包里有更大额现金时，归还率为72%。固有思维中，诚信总是与个人利益背道而驰。而这个研究结果挑战了预先设想——钱包里的钱越多，人们归还的可能性越大，在所有测试的国家中都是这样。

同时，结果统计图还显示出，在参加实验的40个国家里，中国排名倒数第一，没有钱的钱包里，只有8%至10%的人会主动联系归还，有钱的钱包，也仅有约20%的人会联系归还。而排在第一位的瑞士主动归还率有70%至80%。

这个图示实在是太有冲击感了。

（注：黄色起始点表示钱包里没有钱时的归还率，红色重点代表钱包里有钱时的归还率）

问题是：中国人基本没有写邮件给陌生人的习惯啊！

对这个结论，中国网友纷纷表示：谁会写个邮件联系丢钱包的陌生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互联网使用习惯。

对此，研究团队表示是有所考虑的。他们在补充材料中提到，酒店员工应该（对，应该，没有任何数据支持）普遍习惯通过邮件与全球旅客进行沟通的，因此作者只看了上交给酒店工作员工的钱包的联系概率，来降低“邮件使用率”差异对实验造成的影响。结果显示，当钱包中没有钱时，中国的酒店员工的归还率在7%左右；当钱包中有钱时，其归还概率上升到近23%。

酒店从业者怎么看？记者采访了上海新华索菲特大酒店的房务总监，后者表示，通常做法是保证大堂副理和保安都在场的情况下，在有监控探头记录的区域打开钱包，寻找客人联系方式或者身份信息，并主动与客人联系，但是，他们会更倾向于电话联系。另一位五星级酒店从业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不是住店客人的钱包，就不会主动打开钱包，而是放至失物招领处，等待失主前来寻找。

图为中国酒店员工主动归还的概率

研究团队还称，他们采用了世界银行的一项邮件使用率调查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对研究进行了回归调整。即使去掉邮件使用差异的影响后再排序，中国依然排在最后一位。

但事实上，世行邮件使用率的调查，是基于普遍数据，而并非针对捡到钱包这一特定的行为。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周欣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全球诚信研究》）的指标是不正确的，这个指标顶多是测量帮助行为，并非不诚实行为，在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中这两者是分开的。”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汪通也指出，失物招领处的联络习惯各个文化间是有差别的，“我很忙”和“这个东西不重要”的程度也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比如中国的服务人员面对的人流数可能超过其他国家，这些因素可能会给实验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

记者特地咨询了上海一些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在面对该情景时是如何处理的：如研究人员在实验中所说：“我在街角捡到一个钱包，你能帮我保管吗”（I found this [pointing to the wallet] on the street around the corner. Can you please take care of it?），记者发现有些失物招领处更习惯的做法是放在原处、保卫处，等待失主前来寻找，或者是交给公安。

上海科技馆工作人员表示，丢失的钱包会交至馆内失物招领处，等待失主联系，若长时间无人认领则会把钱包交至派出所，并不会主动打开钱包寻找联系方式。

实际上，类似的研究国内高校也曾做过，得出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团队是这样做的：在实验的几所大学中，丢失一个透明卡包，里面装有一张校园卡和20元人民币。有人打电话或者交到失物招领处即为诚实行为。结果显示，不诚实率只有5%

试验本身目的：不在于跨国比较

汪通认为，这个实验用来讨论钱包内容差异下人们的行为，是可行的。但并不能表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更“诚信”还是更“不诚信”。

“如果作者换一个说法，不用“诚信”这样的道德判断，直接用数字来表述最终的结果，争议会少很多，但是可能也发不了Science。”

论文作者、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Alain Cohn解释，该研究目的是看人们在个人利益和诚信道德之间是如何权衡的，跨国比较并不是该研究项目的重点。他在接受《知识分子》时采访说：“从一开始，我们的兴趣就是数额大小如何影响归还率。我们在《科学》发表的论文，几乎只用来讨论实验条件下钱包内容的差异，而不是跨国的比较。此外，我们没有在论文中单独列出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

对于“有钱的钱包”和“没钱的钱包”造成的归还率的差别，中国的排名约为第14名，相差的概率为15%左右，基本上属于在中间的范围，低于北欧、高于意大利，和我们平常的观感相符。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李煜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实验太过在意：第一，该研究（《全球公民诚信研究》）的实验对象是公共场所的前台人员、大堂经理等服务业人员，他们归不归还钱包是一个职务行为，并不是公民行为，因此实验对象无法代表整体公民；第二，投放到中国的只有400个样本，投放分布随机性如何，对城市的代表性程度未知。同时，实验城市也集中在东部沿海或发达城市，这八个城市做得好与不好都不能代表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