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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金禾:我先生那千封信札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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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连金禾 2019-06-26 16:42
摘要:叶春华先生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1955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主讲报纸编辑、新闻写作、新闻业务基础、报纸研究基础、新闻分析原理与应用等课程,出版《报纸编辑》《新闻写作》《新闻采写编评》等著作。在他任教40余年间,与学生通信千余封。日前,部分通信编选成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26日,新书《千封信笺载师道——叶春华与学生书信选》首发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如今的叶老师,因病再也不能给学生写信了。那千封信札的纸短情长,千言万语字里行间,究竟写了什么?两位编者之一的连金禾女士为书做序,在侧写中,道出答案。

回眸我先生叶春华与学生通信的前前后后,那情景犹如一个个难忘的电影镜头,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滚动播放。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达40多年的执教生涯里,叶老师收到学生的来信多,回信也多。但他究竟给学生写了多少信,我到2007年年底才知道。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正坐在沙发上收看电视转播的足球比赛,他突然神秘兮兮地给我出了一道考题:“你猜猜,我40多年来一共给学生写了多少信?”我连猜了三次,他都说“不对!”后来,他伸出食指说:“一千封啦!”无限喜悦之情,写在脸上。

2008年元旦过后,叶老师又对我说:“与学生通信的事,我跟张子让说了,他建议我出本通信集。我想想这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看出我是怎样当教师的,学生又是怎样尊师的。”由于他经常让我看学生的来信和他的复信,这件事我也赞成。那天,我们还谈了买复印机的事。那时候不像如今的网络时代,“伊妹儿”、QQ、手机短信、微信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师生交流信息和联络感情,往往是靠手写的信件。想出书,最好把这些信件复印出来,再输入电脑。他说:这些信可以拿到外面去复印,但不太谨慎,最好是买台复印机,自己在家里复印。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买了一台小型家用复印机。

后来,他挑选出来的师生信件已逐步复印出来,暂定的书名和纲目也拟好了。但考虑到学生的信有个版权问题,要一一征求本人的意见,力不从心,就停下来了。这一停,就是10年。

凡是叶老师收到的信,不论是在校生、毕业生,还是新闻一线的记者编辑、新闻爱好者,抑或是中学母校的小校友和学生家长写的,他都妥为保存。他通常是摊开信笺,用回形针把信封和信夹在一起。有些信他认为格外有意义的,会在信封上画个五角星,或打个勾,有的还写了内容提要。凡是写过回信的,他就在信封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已复,有些还留有底稿或复印件。打开这些尘封已久的信件,信纸已泛黄变脆,有些回形针已是锈迹斑斑。

时光流逝,时过境迁。然而,这些发黄的信笺,却依然有温度、有亮点,吸引着阅读者的目光。

曾有人问起,叶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写那么多信?这个问题提得好,但回答起来有些难。根据我对他几十年的观察和了解,似乎有三个原因:


一是他把师生通信看作是师生交流和互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他热爱教师职业(中学时就立志当个像叶圣陶那样的老师),热爱学生,特别重视与学生的交流与互动。他常到学生宿舍串门,与学生一起打篮球(他曾是复旦大学篮球队队员),为学生唱京戏伴奏,还常和学生在我们家谈心。年轻时叶老师带领学生到大小报社去实习,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无疑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有效途径。后来,随着与学生的通信多了,他感受到它有独特的魅力。因为师生通信是一对一的对话,学生带着问题向老师求教,老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释疑解惑,具有更直接、更具体、更有效的特点。而且师生之间的通信不受地点限制,相隔千里万里也可以交流和互动。

二是他把师生通信作为增进师生情谊、建立师友情的一个重要载体。他从青涩的青年教师到满头银发的老年教师,一直很重视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他喜欢学生给他写信,有一天收到学生的6封信,就像中了大奖似的,一进家门就对我说:“今天丰收了!”他认为学生给他写信是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总是每信必复。学生也很喜欢读他的信,他在信里说的都是实话、真话,直抒胸臆。一些学生在信中称他为“恩师”,而自己则是“您永远的学生”。逢年过节给他的贺卡上,多有“师恩难忘”的字眼。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联络感情的一种载体。叶老师给本科生、研究生写的信最多,少的几封、十几封,多的有二三十封以上;与有些学生通信的时间长达十年、二十几年。他们之间早已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师友关系。

三是他把通信当作为广大新闻爱好者、报社记者编辑、中学生等提供帮助和服务的一座桥梁。给他写信的新闻爱好者很多,他们来自工农商学兵各条线,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和他素不相识,但通信把他们连结在一起。叶老师常常被他们如饥似渴的求知精神所感动,热情给他们回信,赠送我们夫妻俩合著的《新闻业务基础》,帮助他们打开新闻业务的大门。他们之中,有一心想把边防英雄事迹写出来的边防战士;有从偏远地区骑自行车30公里赶来听他讲课的通讯员;有读了他的著作后写出数十篇新闻报道,被省科技报、农业杂志社聘为通讯员的一位副镇长,等等。

他与中学生的通信颇为频繁。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他与母校黄岩中学小校友的通信就有40多封。他为小校友选择大学、填报专业志愿作参谋,帮助他们解除考大学前的种种思想顾虑。后来,他还回母校为他们作《成才之路》的报告。外地有个初中生在学校担任《团队生活》主编,渴望得到学习资料,叶老师给她写回信并赠送新闻业务书籍。这位同学来信说:“一个堂堂的大学教师,能够在百忙中看一个普通中学生的来信,这真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啊!”从此,他们成为忘年交,通信达11年之久。

他与在职的编辑记者也有不少信件往来。1988年,河北《衡水日报》的一篇报道《“拉达”轧场火烧连营》被评为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他是这届全国好新闻的定评委员,知道此稿来之不易。于是,他托人带信给写稿的记者,请他详细介绍这一报道出笼的来龙去脉,以备教学之用。这位记者一一认真作答,并从此与叶老师结缘。他视叶老师为良师,采写中遇到什么问题不断向他求教,叶老师也有问必答,与他切磋。他们两人从未谋面,却有写不尽的话题,书信往来二十多年。

在千封信札中,叶老师与学生交流的内容多而广。但经过仔细梳理,能够看出这位在新闻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40多个春秋的老教授,对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事业接班人,具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与教育理念。


理念之一:师生关系是师友关系,他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支持和帮助是相互的。这是他在长期执教中逐步形成的一个教育理念。他说:师无常师,生无常生,亦师亦生,亦生亦师。师生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尊师爱生,教学相长。


2004年,叶老师在一次接受访谈时,谈到他对师生关系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说:以前我把“视人才如命,待学生如子”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后想想这还不对,还有个“父子”、“父女”的家庭等级关系,还不算平等。我把“师生关系”转变为“师友关系”是一个飞跃。他还说,这个观点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终形成的。

这一理念的形成,使他在执教后期更加重视与学生的心灵沟通。从1988年开始,他连续12年自告奋勇,以新老系友谈家常的方式,为新闻系新生作辅导报告,题为“进新闻系四年怎么样学习?”,深受学生欢迎。从1990年到1997年的8年间,他给新生上第一节业务课,首先作自我介绍。内容包括简历、业务专长、个性、兴趣爱好、人生知识。许多学生听了老师的自我介绍,也向老师介绍自己。他先后收到学生的书面自我介绍就有243份。学生纷纷反映,老师在第一堂课坦诚地介绍自己,一下子拉近了师生的距离。

2009年,叶老师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新闻业务之“核”——新闻分析原理与应用》。这本专著是他连续15年教授“新闻分析原理”课程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在这本非同寻常的专著中,他在附录中选了12份期终考试试卷中学生所写的答题文章,并作了综合点评。为什么?他在附录中如是说:从学生大量的文章中,吸取“营养”,向学生学习。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但又是检验者、反馈者和补足者。师生互动,就是“教学相长”,就会“教学相长”,这是规律。


理念之二:新闻工作实践,是新闻系师生的教学和科研之“源”。这是“生命线”――消化和吸收前人的知识,要靠实践;发展和创造新的知识,更要靠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也出新知。


叶老师有七八年的各类报纸编辑实践经历,从校刊、厂报到《劳动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这些理念是他在多年新闻工作实践中孕育而成的。他在“进新闻系四年怎么样学习?”的辅导报告中提出:“新闻学是应用性学科,实践性特别强。新闻专业的学生如果关门读书,一辈子也读不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

他对新闻系学生到报社去实习格外重视,经常到上海市各家报社了解实习同学的想法,征求指导记者的意见。学生在实习中写给他的信,总是及时回复。他给一位学生的回信中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和你说起过我的‘实习观’――三个了解:了解社会实际、了解新闻工作实际、了解你自己的实际。至于发多少稿件(特别是刊登多少稿件),我认为是次要的。或者说,只是副产品。……你不必为一些稿件被‘枪毙’而感到很郁闷(即使被‘枪毙’错了,这也是一个体会和收获,就是要换个思维方式),你应该为此感到鼓舞和高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失去稿件,也焉知非福呢!”


理念之三:名牌新闻院系不应该只培养普通的记者、编辑,而要把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总编辑”加“学者”型的全面发展的复合人才。

根据这一教育理念,他曾安排7位女学生到上海市高教局主办的报纸《招生通讯》去实习,并指定其中的蔡雯同学担任总编辑。那时蔡雯18岁,小小年纪就要考虑一张报纸的报道计划、组稿、编稿、设计版面,甚至联系印刷、发送报纸,困难很大,但收获也很大。后来,蔡雯成为叶老师带教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叶老师引导她研究全国各地的几十种小型报纸,并写出各家报纸的特色及存在问题,由他审读,提出修改意见。毕业时,她在老师的助推下,出版了一本《怎样办好小型报纸》的著作。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蔡雯35岁当教授,37岁任博导,38岁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叶老师的信件中,经常提到他的“私淑弟子”。所谓私淑弟子,是指他前后带教的十几个尖子学生。这些学生有的是院(系)领导推荐的,但多数是他经过考察后自己挑选的,分布在各个年级。叶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上小课、吃小灶,不“吃皇粮”;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不计成绩和学分。叶老师对小组成员的要求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要把人品放在首位;第二要坚持每天读报、评报,并写出评报札记。李蓉在8个月里写了6万字评报札记,他大为赞赏:“这6万字是属于你自己或者只有你自己个人拥有的宝贵资料(‘李蓉资料’),宝贵的精神财富。”实践证明,李蓉在大学认真读报和评报,为她到《解放日报》工作后,发展成为专家型的记者打下扎实的基础。后来,她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现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副总裁。


叶老师与学生的千封通信,贯穿在教学的全过程,也贯穿在生命的旅途之中。

他与学生王澄的通信,始于她入学之前。王澄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三时,看到同班两个同学在全国奥林匹克数学和物理竞赛中拿了好名次,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就想到自己在高一、高二先后在国际和全国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说不定也能成为保送生呢。于是,一封自荐信寄到了复旦大学。可是,当年复旦大学在北京没有保送名额。时任新闻系系主任的叶春华看到这么好的苗子哪里肯放。他积极与校招生办商谈,及时与王澄联系。在1990年4月至5月的40天里,他给王澄写的信就有5封,其中有一封信还是赶在当天邮递员最后一次收信前发出的。

他与学生张蔚蔚的通信是在退休之后。1999年,分配到《杭州日报》的张蔚蔚工作才半年多,领导就要她主编《法制时空》专版。她感到责任重,写信向叶老师求助,并附上4期《法制时空》报纸,请老师提意见。此时,叶老师的任务接二连三,6次参加好新闻评选,3次到外地上课,还在为报纸招聘出考题、改卷子。但他回到家里后,稍作休整,就忙于看《法制时空》,提出看法,一封信断断续续写了3天,共有3000多字。

四十多年来,叶春华老师在与学生的通信中,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克服了许多困难,但他乐此不疲。这和他对待教学一样。1993年教师节,上海电视台有个节目进行现场直播。当主持人通过电话连线,请叶老师对“教师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的说法发表意见时,他回答:“上半句对,下半句不对。我的看法是,老师照亮了别人,也完善了自己。”

从2012年开始,病魔逐渐夺去了叶老师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思维,迄今已住院治疗近3年。在医院上下、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目前他的病情相对稳定,常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但他再也不能给学生写信了。学生们一直惦记着他,有些至今依然珍藏着他的亲笔信;有些在百忙中抽空来看他;有些多次从外地赶来看他;有的每月至少来看他一次,几年来从未间断……这样的深情厚谊,常使我感动不已,心潮难平,也不禁想起叶老师说过的话:老师在物质生活上也许是清贫一些,但在精神上却是“百万富翁”。因为他拥有众多的学生。特别是,他拥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真挚、高尚的“师友情”。这是世界上任何物质财富都买不到,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本文作者系叶春华教授夫人,《解放日报》原科教部主任)

栏目主编:徐瑞哲 文字编辑:徐瑞哲 图片编辑:曹立媛
图片来源:复旦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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