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座谈会，听取代表对市政府和市高院、市检察院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及本市实体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意见建议。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市人大代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煜最近碰到一个事，“我们有个客户，收购了上海的一个房地产项目。收购完成后，被收购企业并不出来，新的投资者没法进去开工。客户去咨询相关部门，相关部门表示‘我很难干预，我怎么知道你们之间的纠纷呢？’客户只能走诉讼途径，而起诉至少要一年，这样财务损失就是几十个亿。”

“如果这样的话，谁还敢做生意？”金煜认为，法治保障是营商环境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类似情况下，有没有差异化的高效执法？“如果要走司法途径，能否有差异化的简易通道，否则这个损失企业难以承受。”

在市人大代表、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朱柯丁看来，上海在法治保障的执行和落地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不过时间太长，流程太慢。“比如打一个破产清算官司，债转股以后要两年。而我们已经债转股了，但拿了99%的股权，其他法人不愿意转，我们没有办法，必须打诉讼官司才能有效，而在这期间，他可以增加很多恶意担保，拖着你的时间打官司。”

“上海应该把法治作为最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市人大代表、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康凯认为，如今企业对于对接的要求更精准，而政府大数据信息化建设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问题又源自于企业征信体系的缺失，建议加强信息共享的机制。

他提到滥用司法权的情况。比如企业的账户突然被封了，一查之后，是别人搞错了，这时给企业日常的运营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滥用司法权某种意义上也增加了政府处理的难度，或者降低了工作效率。”

“民营企业呈现运动式的发展，或者一窝蜂发展，这可能跟金融环境有关。”朱柯丁认为，实体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是这些年快速发展中累积问题的集中爆发。包括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在银根松的时候，很多企业可以很好地贷款，但银根一紧，首先要求还款的是民营企业。“哪些企业日子过得好？就是那些前几年就套现的企业，而对于这些年把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一直坚持发展的企业，某种意义上存在阶段性的不公平。”

朱柯丁认为，好的企业往往都是经过了一二十年的积累。而一些中小企业还是心态不好，三五年就想成功，这里面与急功近利的心态有关，也跟金融环境有关，比如基金七年就要退出，导致被投资的企业心态不健康。“企业不追求短期的回报，可能七年还没有成功，但基金这时退出怎么办呢？”

在金煜看来，服务中小微企业，关键是解决贷款的问题。对银行来说，一是风险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瓶颈，一是处理能力带来的瓶颈。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从数据利用的角度来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上做些工作。

“我们要唤起企业家的担当精神，唤起他们创业的激情。”康凯说，他身边有不少成功的企业家纷纷转行，不再从事实体经济，而是转做投资。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上海需要有一批真正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站出来，“我希望有这样一批人共同前行”。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参加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