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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风眼”上,当过出版社长局长的他说,所谓担当就是压力面前不做违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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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施晨露 2019-06-16 13:00
摘要:“对我来说,这是非写出来不可的东西。”

在上海作家中,眼下,如果有一个人最适合将“出版那些事”写成小说,那大概非孙颙莫属。1982年从华东师大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当小说编辑,三年后在全社二三百人的民主投票中,以最高票数成为新任社长,当时的孙颙年方35岁。此后,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用孙颙自己的话来说,“就像骑上了飞奔的骏马,身不由己,想下来也难了”。

虽然工作忙碌,但孙颙一直是位勤勉有为的写作者,从《雪庐》到《缥缈的峰》,一以贯之地将笔触聚焦于知识分子。然而,他一直没有涉及出版编辑领域,乃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避开了自己最为熟悉的专业。直到《风眼》出炉,这部出版人写出版社的小说,自然甫出版就广受关注。

6月15日,以“出版的台前幕后”为题,孙颙与孙甘露在作家书店“爱神文学沙龙”围绕新作与读者展开交流。从书店的窗外望去,巨鹿路上树影婆娑,而一墙之隔的爱神花园,也是孙颙曾长期工作的地方。用孙甘露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完全可以串起一条上海的人文地理路线,从绍兴路到巨鹿路,那是出版、文学人默默耕耘的一条路线。在书里,你能辨认出,出版社那栋小楼的彩色玻璃在现实里折射的光线,也能想到兼做会议室的食堂属于哪家单位——尽管作家在小说里稍稍做了个移花接木。正如“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也没有一个是无中生有的”。这种真实与虚构的糅合,源自孙颙对这个行业深入骨髓的熟悉。王安忆看完后对自己在作协工作的老搭档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你熟悉这些生活”。

写出版业,对孙颙来说,难度不在材料与细节的编织,而在于如何找到故事的入口。他说,“必须寻找一块场景,找到如此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见惯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够充分展开编辑们丰满而庞杂的内心世界,我才敢落笔。我等待了很久,在脑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与人物的瓜熟蒂落。”

最终,故事的入口落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因出版一套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让一批知识分子在狂风暴雨中面临抉择、经受考验,而真正的探索和坚守,才是暴风中的“风眼”。故事中,老社长一言千钧、心思缜密;年过半百的牛副总刚调任出版社,为人谨慎不担肩胛;王副总管发行,文化不高,谋划经营却游刃有余;另两位年过三十、风华正茂的秦副总和郭副总则风格迥异,秦副总是交游广泛,策划选题有一套,郭副总精于学术,策划的书高精尖却常常赶不上市场形势……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组成了“社长室”——这是孙颙原本为小说拟下的题目。

“郭副总这样的人物在上海出版界有不少,他们老老实实做事,但很难在某个时间点成为出彩的那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做的事情越多,在业内的口碑也越来越好。”孙颙说,在这些人物中,他写老社长最为动情,“当然,他不是我的前任丁景唐,但精神层面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子。我写的是正在离我们远去的那代人,越是离得远了,越感到他们的珍贵。写这部小说前,我写了好几篇悼念文章,包括我的老师钱谷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屠岸,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我的人生导航。我写知识分子,笔墨的重点不在于他们的经历如何坎坷,更希望写他们不放弃的精神。”

即便是作为负面人物的那位聪明绝顶的秦副总,孙颙也力图写出他的复杂性,“非常聪明、能干,如若不是风暴将至,也许就会一直顺风顺水下去。一旦出事了,他就想逃之夭夭,让别人吃苦,这样的人不仅出版社有,各行各业都有。人的高贵与卑劣不是一成不变的。通俗一点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文学就是要对人的这些层面作出推究。”而王安忆特别欣赏书中分管发行的王副总,“她告诉我,你把上海滩过去那些一度沉下去的生意场上的能人又写活了”。

在孙颙看来,人的精神层面的变化远没有物质层面变得得快,作品如果注重外化的东西,容易因时代变迁而与读者产生隔膜感。《风眼》中所写的故事和遭遇的一些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比如住房困难。书里有个情节特别动人,因为没有一间小房子结婚,出版社一个优秀年轻编辑只好辞职,偕未婚妻南下深圳,老社长爱莫能助。临别时,未婚妻也来参加了出版社一场活动,当众唱了一首歌《我想有个家》。这其实是孙颙亲身经历的,只是当时那位年轻编辑与女友分手了,那首《我想有个家》,真切地在出版社的小楼里回荡过。“小说是虚构的,但很多细节、情感是真实的,它们曾经那样强烈地冲击过我。”

无论是住房之难,还是曾在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如今都已成过眼云烟。“有时,出版受到的压力,时间过去了,就觉得不是问题,但在当时面对的压力确实非常大。我为自己确立的原则是,总体上认为是对的事要坚持,当你的坚持可能对付不了你面对的压力时,你可以保持不行动,但不能违心做相反的事。”

《风眼》后记中,孙颙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出版业,非但是宣传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而且是改革开放进军中重要的突击部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爆发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争论,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们,从思维到实践,是冲在相当前沿的一翼。于是,我回望来路,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小说《风眼》。”

“‘风眼’指的是台风眼,风眼是很平静的,在周围酝酿风暴。一个时代的风尚,就是旗子在飘,人们能够看到,而让旗子飘的风,人们却看不到。出版业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变动有紧密联系,这本书有意思之处就在于通过出版社的日常生活把‘风眼’周围风雨欲来,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件,却是通过出版社的日常来反映的。”孙甘露说。

孙颙坦陈,当他开始着手这部作品后,不断有人劝说他,“放一放,这是吃力不讨好的题材”。“但我放不下。对我来说,这是非写出来不可的东西。”

《风眼》

孙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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