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称，自己的微博账号未被盗取，却莫名关注了一批奇怪的号——“网红精准微商”“私人侦探”“贷款无忧”“泰国代孕”......这不仅让自己的微博体验很不好，还可能会被关注自己的人而误解。更多网友则对此感到共鸣。为何产生这个问题尚不得而知，但面对“爱惹事”的网络媒体，如何有效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而又重大的治理课题。

6月15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第七届闻天论坛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论坛汇聚了新闻、传播、治理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多元视阈下的网络空间治理”为主题，围绕“网络空间规则治理新秩序、网络空间技术治理新趋势、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新模式”三个分议题展开热烈对话和研讨。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表示，中央高度重视网络空间的天朗气清，这是普通百姓的期待，也是从业界、学界到管理部门都需要加强探索的问题。学界、业界、管理人员要通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进行理论创新、进行实践的创新，来探索适应时代发展的网络空间治理。

有与会者表示，网络传播的格局不断变化，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挑战层出不穷，互联网治理实务领域急需理论指导与前瞻性研究。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话题，也有助于提升技术管网治网的能力，提升网络舆情的发现力、研判力和处置力。

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良荣提出，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应成为我国媒体管理的思路。目前，我国传媒产业呈现三足鼎立格局。传统主流媒体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为代表，其依托新媒体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人民日报等央媒已经成为中国舆论的“压舱石”。民营商业媒体以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为代表，其发展势头迅猛，不断扩张。自媒体则以吴晓波、崔永元、“兽楼处”等为代表，其专注于垂直细分领域，在内容上更偏向精英化。这三类媒体各具特色，也各具优势劣势。他特别谈到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转型，认为其中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是，头部媒体（央媒）已成功转型，底部媒体（县城融媒体中心）也受到中央关注，但传媒业“腰部坍塌”，即省级媒体及地市级传统媒体处在困难境地，面临人才流失、经营下滑、技术落后等问题。展望未来，5G时代的来临将可能带来一系列变化，比如，移动端优先发展，PC端优势不再，音频视频将拥有巨大市场等，并将引发新一轮媒体竞争。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邵国松认为，个人信息保护尤其是如何在AI（人工智能）时代做好个人信息保护，是互联网空间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他认为，一方面，个人数据已经成为驱动人工智能运用的“新石油”，没有个人数据的大规模收集、储存、整理和利用，机器就无法开展学习，AI产业就无法发展。但另一方面，超级监控、用户画像、算法黑箱、数据泄露等问题，给个人数据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平衡AI产业对用户数据的需要与个人信息保护，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梳理了欧盟GDPR的AI立法和美国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与管理现状，并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提出建议，包括要建立双重数据权利，即自然人的数据权利和数据企业的数据权利；要从技术、市场、业界自律三个方面加强管理。此外，2018年9月公布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也意味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将迎来专门立法。

能否运用新技术比如AI进行互联网空间治理，无疑是一个前沿话题。亚太互联网研究联盟主席、澳门互联网研究学会会长张荣显介绍了当前运用人工智能来进行舆情监控的现状。他表示，传统定量方法以研究人员为主导，收集到的是结构化的数据。而网络文本的大数据是非结构化的，着重描述性KPI结果的产出，这使得传统定量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有不少局限性。但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虽然潜力巨大，当前仍面对不少未解难题。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处理文本数据要经历感知—利用机器获取数据、认知—机器理解自然语言文本与判断三个阶段，但在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数据覆盖度、数据测量、解释三大挑战，尤其是在认知与判断阶段更为困难重重。目前，机器文本分析也难以解决语境、文本具体指向、价值判断的问题。对于如何克服AI的局限性，他提出将内容分析法融合在大数据技术平台上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徐清泉研究员认为，网络新媒体引发了传播供给消费生态格局重构。未来，要重视对网络新媒体供给消费的治理，这包括：要持续激发万众创新潜能；要加强管理主导和治理选择；网络新媒体迫切需要建立顺应自身规律的治理体系；要充分利用媒介技术不断普及升级开启的智能化治理的新空间。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广州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60余人参加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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