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坐了17年牢后，约翰·沃克·林德将于本周获释。这位美国人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9·11”事件后首个在反恐战争中被捕的“美籍塔利班”。

外媒述评，林德的获释对美国去极端化成效是一场“大考”，甚或成为一个标志性案例——因为未来5年，将有60—100名像林德那样被判涉恐罪行的囚犯获释。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未做好充分准备。

“如果了解塔利班，就不会加入” 

从一张记录林德“青葱岁月”的家庭照上看，你怎么也不会把这位阳光帅气、性格文静的美国大男孩与激进分子联系在一起——他略显宽松的深蓝T恤上，印有“最好季节”的字样，长相神似影星基诺·里维斯，冲着镜头微笑。

然而，“最好季节”并没有发生在林德身上。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20岁的他在阿富汗被捕。从公布的画面上看，昔日的英俊少年已经摇身变为面容憔悴、留着大胡子的塔利班战士。他浑身湿透，腿上受伤，脏兮兮的脸上透出茫然。他告诉美军自己在阿富汗北部一处塔利班拘留营中幸存下来，那里发生了暴动，导致数百名囚犯和一名中情局官员丧生。

根据审讯记录，林德出身于中产阶层家庭，16岁时放弃天主教改信伊斯兰教，17岁时第一次离开加州的家，前往也门学习阿拉伯语，时间比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早了三年多。2000年，他去了巴基斯坦，后来又赴阿富汗。在那里，他作为一名塔利班志愿兵，在“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度过一段时间。

林德告诉调查人员，由于他不是土生土长的阿富汗人，也不会说当地语言，因此他加入“基地”组织，研究地图和爆炸物，并在前线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他还一度与组织头目本·拉丹短暂会面。

2002年，林德在弗吉尼亚州的一次量刑听证会上，发表了一段14分钟的讲话。他说：“如果我当时像现在这样了解塔利班，我就不会加入它。我从来不认为‘圣战’意味着反美主义或恐怖主义。”但后悔已经晚了，最终林德因为涉恐被判20年有期徒刑，关押在戒备森严的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监狱。

“怎么确信他不会再犯”？

由于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林德提前3年获释。专家告诉全美广播公司（NBC），表现良好的囚犯通常在刑期达到85%时获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防止这些囚犯在监狱里煽动其他人。尽管他们在狱中本应被限制相互沟通，但实际情况是他们仍可能说话。

林德的获释，在美国社会引起不小的波澜。有人质疑这位“001号拘留者”是否在服刑期间完全摆脱了极端化思潮的影响，重返社会是否会再次犯案。一些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根据美国政府2017年发布的两份官方反恐评估报告，林德在狱中发表了支持“伊斯兰国”（IS）等极端主义言论。2016年3月，他“告诉电视新闻制作人，获释后他将继续传播暴力极端主义。”美国监狱管理局的报告还显示，林德“向多名记者发表了支持IS的声明”。在林德写给父亲的电子邮件中，他说自己对放弃信仰没有兴趣。

乔治华盛顿大学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米勒格鲁-希金斯说，林德在监狱里与艾哈迈德·穆萨·吉布里勒关系密切。吉布里勒是一名阿拉伯裔美国人，2012年获释后，他继续鼓吹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教，深受“圣战者”欢迎。

“负责林德假释的官员，或者非政府合作伙伴到底接受了哪些培训，识别出哪些迹象，来确信他已经去极端化、不会再犯？”两位共和党、民主党参议员在给监狱管理局的信中措辞激烈，深度怀疑释放林德是否明智。

考虑到安全方面的关切，作为释放林德的条件，弗吉尼亚州地方法院对他施加了广泛的限制。

首先，在没有缓刑监督官许可的情况下，林德将被禁止上网或拥有可上网设备。即便获得“触网”许可，他的在线活动将受到持续监控，并被要求在交流中只使用英语。

第二，林德将被禁止出国旅行，不能获得护照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旅行证件。旅行禁令阻止他立即移居爱尔兰的可能性——他在狱中通过出生在多尼哥的亲属获得了爱尔兰国籍。

第三，要求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禁止林德“与任何已知的极端分子”交流，拥有、观看或阅读“反映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观点的材料”，等等。

“工作远远不够，我们感到紧张”

马里兰大学反恐研究员迈克尔·詹森说，很明显，政府为林德出狱感到担忧。未来三年，他会受到严格监管。在詹森看来，林德代表了一个有趣的试验案例，因为他是“9·11”事件后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相关罪行的数十名囚犯中的一员，这些囚犯有资格在未来五年内获释。

前国家反恐中心官员休斯指出，从很多方面来说，林德案例是美国政府面临一项艰巨任务的缩影：2001年以来，总共有346人因与“圣战”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被起诉和定罪，其中88名囚犯已经获释，还有大约60—100名囚犯预计在5年内获得自由，包括林德在内的19名囚犯今明两年重返社会。

不过休斯坦言，迄今，美国监狱管理局、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法庭缓刑办公室尚未制定出一套帮助前“圣战分子”重返社会的策略。以林德案例来看，由于存在帮扶方面的真空，最好的情况是，缓刑官能找到一名刑满释放的穆斯林“导师”，帮助林德重新融入社会。满足条件的穆斯林帮扶者最好持保守、但不激进的宗教信仰，且与林德有类似的经历。

纽约警察局前情报分析主任希尔博说，遗憾的是，联邦政府并没有为即将到来的“释囚潮”做好充足准备：“目前还没有一个项目来帮助他们恢复和重新融入社会，为其提供某种技能，避免其再犯某种罪行。”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前代理助理司法部长玛丽·麦考德同样表示，“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对此感到紧张。”

《美国纽约每日新闻》指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既没有为被定罪的恐怖分子制定正式的心理疏导和重返社会计划，也没有为这些人获释后提供支持的基础设施。相反，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一直满足于将用于普通罪犯的计划“套用”到涉恐分子头上。这不仅是一项糟糕的公共政策，而且极其危险。

这种危险性在于，相比一般犯罪分子，涉恐罪犯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更为复杂，尽管有严密的看管方案，但“心魔”不除，经济保障不力等，都会使他们重新走上不法之路。一项数据显示，普通囚犯在5年后的再犯罪率为44.7%，而参与调研的关塔那摩囚犯中，有大约20%的人被怀疑在获释后将再次从事恐怖主义或叛乱活动，这还是在最乐观的情况下。

文章指出，特朗普的反恐战略虽然强调了涉恐罪犯心理康复和重新融入社会的重要性，但对“如何融入”却轻描淡写。从媒体掌握的为数不多的信息看，在监狱管理方面，美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监狱管理局对待“退出帮派者”的做法，为想脱离极端思想的罪犯“量身定制”去极端化方案，例如提供特别的住宿单元、寻求他们的证词、辅以认知行为疗法、开设课程等等。

在涉恐罪犯被释放后，他们应该被授权参加针对性较强的社区帮扶项目。社区组织将定制一系列服务，例如职业培训、住房援助等，以补充政府的作用。“现在美国已经开设一些非盈利组织，为有涉恐前科的刑满释放人员提供服务，但这些举措‘独木不成林’。”《美国纽约每日新闻》说。

“美国需要为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制定政策和计划，并投入资源。”美国媒体称，“这种努力不是要拥抱恐怖分子，而是作为一个强大反恐战略的冷静和必要元素，让刑满释放人员找到一种平静的生活方式，做他们想做和平的事。”

（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