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国家先后建立起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提高国民幸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政策宣示，更是令世人艳羡。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深化，高福利的社保模式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造成诸多负面后果，既压抑了社会的创富动力，也无力改善贫困群体的现实处境。对此，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但实质性的改革依然举步维艰，社会保障体系重塑之路任重道远。

创富之怠

高福利模式的一个显著弊病，就是压抑了社会的创富动力。一方面，“坐享其成”的福利政策有可能鼓励懒惰情绪，纵容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劳而获；另一方面，“劫富济贫”式的高税负水平，又会挫伤企业和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损害企业的竞争力。

在采访中，三位要求匿名的比利时年轻人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收入现状。A，32岁，失业人士。在今年失业之后，她申请领取失业金，目前每月领取1100欧元左右（一般为失业前工资的70-80%）。钱虽然少了，但因为不用起早贪黑工作，她觉得这种状态“挺不错的”。B，35岁，蓝领工人，目前月薪2100欧元左右。但在考虑税收转移因素之后，他每月净收入接近2800欧元（包括两个子女获得的家庭补助金等福利）。C，38岁，博士学历，高科技企业工作。他税前月薪超过8000欧元，但是税后收入却遭遇“腰斩”。因为根据现行税制，他已经属于高收入群体，税率高达53.5%（包括7%的市政税）。

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保障模式一度被视为“均富社会和避免冲突的理想模式”。但是，观察这三位年轻人的收入现状，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弊病。用C的话说，他在读书和工作方面都付出巨大努力，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最后体现在收入方面，他跟一位普通蓝领工人的区别并不明显。这种制度设计容易消磨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意志，也会造就一些不工作只靠拿福利生活的人。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比利时企业联合会(FEB)的统计，目前比利时企业中有14万个岗位缺人，岗位空缺率高达3.47%，是欧元区最高的岗位空缺率。该机构负责人表示，缺人的“大多数工作岗位不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与此同时，比利时有30万—40万求职者正在寻找工作。一方面是大量岗位缺人，另一方面是大量求职者宁可空等也不愿意就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高福利社保导致人们对于职位、薪酬的高期待值大有关系。

高福利的背后是高税收，它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比利时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3％。这一比重在欧洲仅次于法国，名列第二位。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实施减税的背景下，比利时一些本国企业和外国投资者都对这项指标表达了担忧，认为它可能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在高税负的压力下，投资和创业都要面临很大的风险。

兜底之难

在“做蛋糕”和“切蛋糕”的辩证关系中，“做蛋糕”应该摆在更优先的位置上。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里，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丰富了，国民生活水平提高才能获得根本保证。如果蛋糕做不大，那么“切蛋糕”就很容易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

比利时的高福利社保使企业和高收入群体承受着高税赋，但这一代价并未换来对贫困群体的“兜底”效果。相反，贫困群体在社会中仍然占有相当比例，他们的生活质量也难以获得实质性提高。

今年年初，比利时数据统计办公室Statbel公布了一项关于生活条件与收入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18年，5%的比利时人面临严峻的物质紧缺，无法达到正常的生活标准；25% 的人无能力支付意外支出（1100欧元以上）；10%的人因为经济原因没有文娱或社交活动。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在比利时经济发达的弗拉芒大区，贫困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弗拉芒市政协会(VVSG)公布的数字显示，2018年，该区共有12000户家庭因无力支付租金被驱逐出家门，只能另寻住处甚至露宿街头。有关负责人还表示，这一数据已经多年来保持稳定，未见好转。由此可见，“输血型”高福利社保尽管代价高昂，但在实际效果方面，仍然无力帮助底层民众摆脱贫困。

改革之痛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很多欧洲国家政府的福利开支都超过财政收入，面临入不敷出局面。严重者如希腊，由于高福利导致公共开支太大，财政赤字一度高达GDP的16%，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红线。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压力，欧洲各国政府相继开启福利制度的改革重建之路。近年来，英、法、德等欧洲传统强国都着手启动养老金体系改革，以缓解财政压力、削减财政赤字。

然而，改革却引发阵痛，面临巨大的困难。福利政策具有显著刚性，一旦上去就很难下来。法国总统马克龙曾雄心勃勃地表示，法国劳动群体缺乏工作热情，限制了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必须着手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然而，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广泛的社会群体利益，引发了旷日持久的“黄背心”运动。为了平息“黄背心“运动，马克龙被迫承诺提高最低工资、免除加班收入税收、减少退休者税收等措施。这些措施与他最初的改革计划背道而驰，标志着改革计划严重受挫。

与此相似，2018年下半年，比利时也爆发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波及机场、铁路、学校、公立医院甚至警察等部门。罢工组织者针对工作制度、薪酬待遇、失业金和养老金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安排提出抗议。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旨在削减福利、激发创富动力的改革措施，其推进都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实施了几十年的“欧式”高福利社保模式，开始面临进退两难的窘境。一方面，现实的财政压力使这一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民众改善民生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呼声又不断高涨。而且，在“选票政治”主导之下，任何执政当局都会投鼠忌器，很难开展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正从令世人艳羡不已的美好愿景，逐渐演变成难以医治的制度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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