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南京路步行街，游人如织，熙熙攘攘，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街”。

在南京东路与浙江路路口，一幢别具风韵的欧式建筑，在高楼大厦与霓虹灯下，似乎已不那么起眼。

自1918年建成营业以来，这座永安百货大楼见证了上海的百年变迁。70年前，正是在这里，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象征上海解放的红旗。

永安大楼今昔对比。图片来源：新华社

1949年春，随着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三大战役相继胜利，解放上海的枪声也即将打响，国民党败局已定。

走，还是留？这个问题高悬在不少上海工商业者的心头。这其中，就包括了永安百货公司的总经理郭琳爽。

“绝不敢轻易言离。”在发给香港亲人的电报中，郭琳爽写道。

百货巨头的年轻掌门人

彼时的永安百货，已在上海经营31年，一度与先施、新新、大新并称为上海四大公司，可谓家喻户晓。这四家公司各自极具标志性的宏伟大楼，共同构成了繁华南京路的气派景致。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永安百货都是它们之中规模最大、生意最旺的。

永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创始人郭乐16岁赴澳谋生，创办了永安果栏，批发销售水果。1907年，郭乐派三弟郭泉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创办了永安百货公司。香港永安开业后，郭乐便把目光瞄向了十里洋场、风云际会的上海滩。

为确定新店究竟开在南京路的路南还是路北，郭乐采用了“数豆子”的方法——雇两人分站路南、路北，每走过一人，就放一粒豆进口袋，以此统计马路南北两侧的行人多少。最终，他选择了先施公司（今时装公司大楼）对面的道路南侧。

永安百货旧照。

1918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在南京路浙江路路口正式开业，成为一个集商业零售、银行、保险、酒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大型百货公司。百货大楼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采用古典折衷主义风格，底层沿南京路有3座爱奥尼双柱式拱形大门，屋顶花园天韵楼的西北角，还建有一座3层高的塔楼“倚云阁”。

永安百货的商品来自全球各地，多为时髦“洋货”，比如永安代理的“康克令”金笔，曾在上海风行一时，“末代名媛”章含之的生母谈雪卿，就曾是“康克令”柜台的售货员。

到了1929年，永安公司新来了一位年轻高管，他就是时年33岁的郭泉之子郭琳爽。

郭琳爽就读于岭南大学农学系，有史料记载，1915年，年仅19岁的他还曾作为国家排球队队长，率队在上海虹口娱乐场（现鲁迅公园）举行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夺冠。毕业后，郭琳爽被派往欧美考察商情，曾在香港永安公司任职，其精明和干练深得大伯郭乐的赏识。

郭琳爽

4年后，郭琳爽被正式任命为上海永安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的永安以经营“环球西货”为主，随着国人爱国情绪日渐高涨，“抵制洋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郭琳爽因此建议公司增加名牌国货，如山西河北的皮货、金华火腿、景德镇瓷器以及其他各地名特产品。到抗战爆发、全国全面抵制日货之时，永安已经占得了先机，利润不断上涨。

此外，他还采用发行礼券、举办圣诞促销等手段，提出“顾客永远是对的”的服务理念，经营才华体现得淋漓尽致。

永安公司橱窗。图片来源：上海黄浦

战火中进退两难

然而好景不长。

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日军向华北、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在南京路上丢下重磅炸弹，永安大厦的门窗玻璃全部被震碎，从底层到四层的设备和商品悉数损毁，公司15名员工被炸死，受伤者数以百计，财产损失达40万元法币，永安公司的困局也从这时开始了。

困境之中的永安，却没有丢下民族气节与社会责任。为支援抗战，永安公司委派职工携带大量慰劳品，慰问前线将士，救护伤兵，救济难民，还创办了难童学校，在市内广泛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淞沪抗战期间，郭琳爽决定自10月14日起，要求全体职工每天上午开业前和下午收市后齐唱《国歌》和《义勇军进行曲》，“表示壮烈之民气”。

到了1942年，南京路发现一枚炸弹，敌人以此为借口将永安公司一带全部封锁，郭琳爽夫妇甚至一度遭受了软禁。那些年，为保住公司，郭琳爽四处奔走，甚至尝试将公司注册成为美国企业来逃避战火，却始终难以如愿。

永安百货大楼上的倚云阁。图片来源：上海黄浦

抗战结束后，大量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国货举步维艰，永安职工梁仁达还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中被暴徒殴打身亡。国民政府滥发“金圆券”更是让永安损失惨重，一度濒临破产，郭琳爽的事业陷入了最低谷。

随着国民党节节败退，南京路其他三大百货公司的经理都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郭乐和郭泉也多次来电，建议郭琳爽一家返港。

一方面是经历战火后公司举步维艰的困局，一方面是对共产党这个未知的新政权的忐忑，以郭琳爽为代表的资本家们难免举棋不定。由于对共产党仍将信将疑，担心企业被没收的郭琳爽，几次召开董监事联席会议讨论去留，大家也是意见不一。

郭琳爽全家合影。图片来源：上海黄浦

“船在大副在”

关心郭琳爽的并不只有千里之外的亲人。作为上海百货行业乃至整个工商业中的代表性人物，郭琳爽的动态，早已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之中。

如果能在解放前夕，在风雨飘摇的上海争取到这样一号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无疑将会稳定人心，对解放后的护店行动增添一枚重磅砝码。

永安公司早在1927年就有党员进入，地下党的历史悠久。抗战胜利后建立了党总支，到1948年底一批已暴露或被注意的地下党撤离后，尚有党员68人。地下党组织不断利用新闻广播、邮寄传单、登门拜访、亲友劝说等形式，努力争取资本家们留在上海。

永安职工分会理事会主席丁盛雅也是其中一员。受地下党永安党总支指示，刚刚出狱不久的他，在受郭琳爽邀请赴宴之际，探问起郭琳爽的动向。

“公司好比一只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走的。”郭琳爽答。

对于国民党的败局，郭琳爽毫不关心，他在乎的，只是从郭氏家族父辈们传递下来的永安基业。不过在家中长辈一再召回之下，郭琳爽也有些动摇了，悄悄买好了机票。

继任丁盛雅工作的地下党员夏大义得知后，不惜暴露身份，上门劝说，向郭琳爽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他告诉郭琳爽：只要遵纪守法，共产党一定会保护民族工商业。

南京政府国共和谈代表黄启汉，是郭琳爽六弟的好友，他在和谈破裂前夕来沪时对郭琳爽说：“中共对工商界政策比国民党好。”

几番思忖之下，郭琳爽退掉了机票。

在1949年4月29日发往香港的电报中，郭琳爽对亲人写道：“上海目下情形，尚称安宁，每日照常营业，不若传闻之恐慌……”

电报照片。图片来源：上海市档案馆

在他看来，时局尚属稳定，且自己作为商人并不参与政治，不能轻易抛下永安公司返回香港：“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重大，职绝不敢轻易言离，自乱其辙也。”

5月12日，他又向香港发了一份长电报，更加详细地阐述了留在上海的决心：“公司等由各位长辈数十年惨淡经营，始有今日，迄今诸长辈柱石先后离沪，以重责付托职等……以个人安全而弃职离沪，抚心自问，期期以为不可……”他表示，永安是各位长辈数十年经营的成果，不能因为个人安危就弃之不顾，要与职工们同甘共苦，共同面对。

“万一发生不幸事件，亦属职等所自愿，绝不怨天尤人，更无微词怨及诸长辈也。”

深明“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的他，考虑到公司的经营情况，加之受到公司内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最终坚持留在了上海。

郭琳爽的行动，不仅使公司职工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也坚定了一大批还在徘徊观望的工商界人士留在上海的决心。

第一面红旗在这里升起

5月25日凌晨1时，解放军占领了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全部地区。道路两旁店门紧闭的南京路上，出现了解放军的身影，有队伍在继续前行，也有人坐在路边休息。在永安公司屋顶巡逻的职工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解放军来了！”“我们胜利了！”

一位党员提议，以升红旗的形式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和上海的解放。党总支借来一块红布，请老裁缝金永铭缝制出一面大红旗，交到了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乐俊炎手里，请他去将红旗挂上永安公司大楼的最高处——楼顶天韵楼西北角的高塔楼“绮云阁”。

1949年5月25日，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在永安公司绮云阁。图片来源：《上海相册：70年70个瞬间》

乐俊炎三步并作两步，与其他三位年轻党员上到公司屋顶，来到高耸的绮云阁下，将红旗插上了绮云阁的顶端。

鲜艳的红旗迎风飘扬。

这是上海解放时升起的第一面红旗，是解放军胜利的标志，是上海解放的象征。

此时，残敌从桥北阜丰仓库高层用机枪疯狂扫射，打断了红旗的旗杆，绮云阁北侧也留下了一排弹痕。枪声一停，乐俊炎便纵身跃上绮云阁，重新让红旗飘扬起来。

随后，南京路上，新新、大新、先施、国货等各大公司，也纷纷升起了鲜艳的红旗。永安、国货等公司职工还在沿南京路的楼面上悬挂出巨幅《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人民子弟兵，我们欢迎你！”等标语。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升起第一面红旗的永安百货，也在解放后的第三天，就恢复了营业。

夜幕下的永安百货。图片来源：黄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