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文明是一个民族繁荣的象征。缺少文化滋养的民族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都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人类社会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多元和文明多样而变得丰富多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曾研究过世界31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各国的文明虽然在不同的环境中产生，然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他认为艰苦的环境对于文明来说非但无害，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有益。但是，从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一个文明的产生绝不只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它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从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过渡中，中国无疑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创造出了具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文化有先后，文明无优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自己独特的文化，创造自身特有的文明。文化具有人文教化的功能，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自然、社会等客观情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有的早些，有的晚些；有的较为先进，有的看似相对落后，但是所有不同的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因此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种所谓的先进与落后，是就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而言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文明则是文化的结晶，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盛开的花朵和结出的硕果，从而形成绚丽多彩的文明。文明作为一种形态而存在，既存在于物质文明之中，也存在于精神文明之中，因此文明无优劣之分。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无论是伦理文明，还是宗教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传统，结出了一系列中华文明的果实。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伦理道德智慧作为积淀，形成了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中国伦理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远古的神话。古人对神话的崇拜，并不亚于当前我们对科学的崇拜。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也是科学。正如现代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所言：“科学本身和迷信相类似，它只是一种信念。”所以说，任何低估神话对人类文明的地位和作用的作法，都是错误和可笑的。在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时，我们决不能对神话采取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更不应将神话等同于巫术加以抛弃。我们必须从神话中找出人类文明的发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处处彰显着人文精神。如“盘古开天劈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神话，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对天地万物天真、朴素、真诚、美好的艺术想象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展现出中华民族不怕困难，勤劳勇敢，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后来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牢固基础。如“大禹治水”所形成的治水文明，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在三皇五帝之时，由于河流泛滥，洪水滔天，正是由于治水，才出现了“九州攸同”的景象，真正实现了“地平天成”。治水文明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利用集体智慧改造自然的决心和信心。

一个文明的开端重点不在于它的政权，而在于它的文化，一种创新的文化。中国人文精神有着与其它民族共同的发端——神话，经过不断传承，生生不息，从而形成了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中国伦理文明。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既有崇尚理性的西方文明，又有崇尚宗教的西亚文明，还有崇尚道德的中华伦理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中和”、“合和”，尤其是关注现实人的幸福与快乐，可以说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大学》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由“中”我们可以引申出“和”，可见“中和”，实则连在一起。只有“中”而不偏，才能“和”而不弃。“中”能使人平心静气，始终保持心性的“中心”地位，始终不被外物所动摇、所引诱。由这种“中”才能实现一种“正”，所谓“正人心”实际上就是“人心正”。“中”作为一种理念，其行为就是“庸”，而“庸”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和”。人之和则无事，天之和则无忧。正所谓“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仅儒家讲“中和”，道家也讲“中和”。如庄子说过，“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只有“中和”，才能守住“一”，天人才能合一，万物才能齐一，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中和”是圣人之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偏私则各执一端，离道远善，“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只有承认万物的“平等”，才能保证万物的“齐一”；只有承认万物的差别，才能从根本上彰显自由。因此，“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中和”思想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伦理文明的基本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强调“中”，也特别强调“化”，“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张“以上化下，以下化上”。“化”本身具有变化、改变、运动、化育、形成、转化、创造等意义。在化的过程中，又特别强调内化，主张求诸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化”包括动与静、虚与实。动则静，静则动；虚则实，实则虚。为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神奇与臭腐，伟大与卑微，生与死，物与我，皆化而通之，无始无终。所以说，天地万物无不化而生，无不化而成，无不化而去。“化”根于道，出于“中”，“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所以“中”与“化”密不可分。这种“化”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特有的人文精神，即特别讲究的是内在的“功夫”，不是以批判为主，而是以承继为要；不是专门向外求索，而是一味求诸己。这种“内求”的功夫凸显我国特有的伦理文明以及人性的彰显，以至到后来的“理学”、“心学”，无不以此作为发展的进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与“化”的思想内涵，决定了其具有宽广的胸怀，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其文化如果偏狭自私，其平如砥，固步自封，这样的文化就不会进步，这样的文明就会枯竭。古人曰：“盈把之木无合拱之枝，荣泽之水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枝叶短，本绝则枝叶枯。”历史上越是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就越具有包容性；越是具有璀璨的文明，就越是能够兼收并蓄。因此，文化要传承，文明要互鉴；文化只有传承才能进步，文明只有互鉴才能丰富。具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在于它的兼收并蓄。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诸侯国各家各派，各抒己见，平等论争，它不仅彰显了不同文化的交汇、交流、交融，同时也表明了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派别间的相互吸收、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在绵延流长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还是来自西方的基督都，都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这种包容才使得中华文明更加呈现出它的缤纷多彩。泰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从万里长城到敦煌石窟，从古都长安到一带一路，到处可以看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精彩纷呈的景象。

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文明不分优劣。只有彼此尊重，平等对待，加强合作，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增进彼此了解，共生共荣，才能促进世界和谐，维护世界和平。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在和谐的弦律中总会听到一些杂音。某些国家往往把自己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以己之是非，来判定他人之是非；以己之思想，来观他人之思想；以己之能，察他人之不足。称霸世界，逆潮流而动，无视一般国际准则，到处插手，炫耀武力，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强行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无视他国人民的选择，无视文化的多元，更无视文明的多彩，肆意妄为，对不符合自己私利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威逼利诱，动辄制裁，甚至动用武力，逞强称霸，充分暴露出所标榜的所谓公正、平等的虚伪性。世界是世界各国的世界，世界是世界人民的世界；不是某个国家的世界，也不是某些人的世界。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某些国家的霸道行径，世界人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某些国家的贪婪本性。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幸福，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开放包容、互利共嬴的世界，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世界，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亚洲人民的共同愿望。谁逆潮流而动，谁就终将永远被钉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

大道容众，大德容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文化因传承而先进，文明因互鉴而多彩。文明以健，中正而应。我们要以宽厚博大的胸怀去迎接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化，我们要以平等的心态尊重世界上每一种文明。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