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东部某县主要领导买官卖官案被严肃查处，时任该县经济开发局副书记的朱磊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行政免职处理。接受纪律审查期间，他十分懊悔自己“随大流”的行为，助长了当地不良风气的蔓延。

其实，朱磊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就在他身处低谷时，有关部门把他安排到县政府某部门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他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重新站了起来，“我不在乎是否还能被重用，只希望做出成绩回报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他不分昼夜地前往上海、北京、青岛等地招商，与一些大型企业进行洽谈对接达成合作协议，仅2016年就引资5亿元。

认真的悔错、改错态度和突出的工作业绩，使他再次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2016年10月，他被任命为县文体局局长。仅一年时间，他就带着这个多年排名靠后的单位，在全市综合评比中赢得第一名的好成绩，2018年又获得了文化强省建设先进县、惠民小品试验县等多个省级荣誉称号。

回想那两年的心路历程，朱磊深有感触地说，正是一次次暖心的谈话和关怀，才使他在低谷之中重新振作，立志重新站起来。实际上，像朱磊这样受处分处理干部的“后来”故事，并非个例。

以前，干部一旦被查处，大多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直接失去了继续为党工作的可能性。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创新和丰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不少干部因发现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轻微违纪问题，受到第一、二种形态处置。实践中的层层防治，有效切断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的通道，改变了过去干部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情况。

以2017年为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第一种形态处理 78.6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59.7%；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41.2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31.3%。而到了2018年，运用第一种形态，约谈函询、批评教育达到110.4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63.6%；妥善运用第二种形态，给予轻处分、组织调整的有49.5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28.5%。

从这组数据中不难看出，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处理的干部数量在上升，且采用这两种形态处理的干部占比超过90%，呈现出量大面广的特点。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就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73.7万人次。其中运用前三种形态给予处分或组织处理的占96.8%，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的真正成为极少数。

“对运用第一、二种形态处分的干部来说，如果一处了之，不再关爱帮扶，即使处分影响期结束了也不使用，不仅不利于推进工作，也会让这些干部对党离心离德，这无异于把他们赶到了党的对立面，体现不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燕说，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他们要不抛弃、不放弃，按照有关党内法规规定，帮助他们正确认识错误、努力改正错误，放下包袱、积极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对基层干部来说尤为重要，对于他们来说，被问责有时几乎无法避免。一名乡镇干部说，“洗碗多的打碗也多”，2017年夏，上级要求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某道路施工项目。但是，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向有关部门报批，根本来不及。无奈，他们只好在报批的同时推进工程，结果被卫星航拍发现了。于是，他作为分管领导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他认为，大胆使用能真心悔过并积极改正错误、因问责而受处分处理的干部，在某种程度上，也释放了鼓励党员干部干事担当、创新作为的强烈信号，从思想上为基层干部减轻负担。

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彰显的是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但是，惩是为了治。“跌倒”的干部能不能重新站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组织能不能伸手拉他们一把。毋庸讳言，挨过处分的干部要复出，相关部门的领导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有的怕舆论压力，有的怕引火烧身，有的怕导向错误……

“敢不敢揭这个‘标签’，说到底，靠的是担当”。一位地级市市委书记介绍，去年该市在干部调整中，有20名受处分处理干部被提拔重用，占受处分处理待安排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

不过，他也建议，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规范对影响期过后受处分处理干部的使用。这样，上级为下级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才能让干部为事业担当。

做好治病救人后半篇文章，非常重要。正如中纪委机关刊评论员指出的那样，现实中，受处分处理党员中不乏想干事、能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引导他们真心认错悔错改错，积极投身改革发展大潮中贡献力量，这既是对干部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事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