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3日，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门前的马路三年前改作中山东一路23号，可人们还叫它“外滩23号”，这路原叫“黄浦滩路”（Whanpoo Road）、俗称外滩路。

五楼饭厅。吃完午饭的人没走，看了张贴的通知：饭后勿走，行方要通告营救8日被捕职工情况。上午，被捕职工家属来行控诉，引发了罢工。

饭厅静了下来。76岁的总经理宋汉章被搀来了，麦克风传出他的余姚口音：“自己年纪这么大了，向来不去求他人。今天为了营救，东奔西走，跑了一个上午。”

在场的职员叶子圣记得：“他说，为什么要抓我们中国银行三个子弟？他是说‘子弟’。宋汉章讲，我一生没有去求过人，但是，这次为了营救这三个子弟，跑到上海市政府。”

宋汉章是银行业泰斗级人物。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一成立，他就加入，旋任大清银行储蓄银行经理、上海分行经理。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批准大清银行改“中国银行”，他任中行上海分行首任经理，并为上海银行公会首任会长。

大清银行代表人物宋汉章

他是不曾求人：1916年拒不执行北洋政府“停兑令”，1927年因不愿付国民政府借款而退。直到1935年宋子文任中行董事长，聘他为总经理才重新出山。

余姚口音在继续，宋汉章往上抬了下眼镜，“这次拘捕三位同人是治安当局的意思，行方并没有穿插意见。现在，因为市长到杭州去了，别人不解决问题，所以，今天还不能马上保释出来。大家先恢复工作，我保证：日内就可把他们保释出来。”

宋汉章小儿媳何湘媛女士回忆道：“他讲，凡是我中国银行的人，我做担保。”

随后是上海分行代经理讲话，哀求带发誓：“只要你们下午办公，我本人可以立刻跪在诸位面前。我保证，马上去保释出来。做不到，我可以代替三位同人去坐牢。”

这一幕此前从未在中行出现过，在银行业也罕见。这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六联”成立后，银行职工在曙光到来之前与反动政府最为激烈的一场较量。

“六联”，扎在命脉上的一把刀

1946年3月3日。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浦东同乡会大礼堂，“上海市四行两局员工联谊会”（简称“六联”）成立。成员来自国民政府的国家金融主体“四行二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中央信托、邮政储金汇业二局，其总行或总管理处均在外滩一带。在25位干事和9名监事中，有4位中共地下党员，成为上海地下党职委（职业界运动委员会）和金委（金融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公开群众团体，好比扎在国民政府金融命脉上的一把刀。

解放前夕的中共上海市委、前排右二为书记张承宗

“六联”是在斗争中诞生的。1945年9月，地下党领导了中行和交行的“反歧视、反甄审”斗争。抗战时留沪的两行职工被视为“伪员”，每月不发工资，只拿重庆来人三分之一的生活维持费，甚至连上下班也只走边门，不能走大门。留沪员工要求承认他们为正式职工并承认在上海工作的资历，取消生活维持费而给予正式合理待遇。斗争先是从集体借支和联合签名开始，后采取代表谈判、包围接收大员等方式，还利用官僚资本与江浙财团及官僚资本的内部矛盾。两个月后，中行副总经理贝祖诒（贝聿铭祖父）来沪宣布：满足职工所提要求。同时，交行的斗争也获胜。随后，中行、交行与央行三行职工又取得留沪人员与重庆来沪人员同等待遇斗争的胜利。

直接催生“六联”的是1946年的“二·一六”罢工。上海的罢工在一月已风起云涌。15日，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以“大请客”方式进行罢工，取得改善待遇的胜利。22日，沪东62家工厂1万多失业工人游行要复工，得到部分解决。此外，还有永安等九大百货公司和中法药房为加薪而怠工。

被视为金饭碗的“四行二局”也要吃饭，地下党职委通过各行党支部发起斗争，于1946年2月16日星期六上午9点，举行2小时“怠工”，要求与电车工人同样待遇。中行与交行两家营业厅停业，同时，央行、农行、中信的工友拒绝钞票出库，职员也停工。因待遇不同，虽没加入怠工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则积极声援。

突如其来的罢工造成金融市场和经济混乱，打击了官僚资本。中行、交行职工代表与行方的谈判，当天无果。翌日是星期天，下午来了市长、警察局长和社会局长，与行方开会至晚上9点，最后行方接受要求。

在罢工胜利第二天，趁热打铁成立“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筹备会，即刻征求会员。行方见状阻扰：一不让6家行局联合，要各自分开建会；二要把同一行局的职工与工友分开建会。这些分化阴谋都被筹备会坚决粉碎。到月底，报名参加者达1950人，约占“四行二局”员工总数三分之一。于是，他们马不停蹄地成立“六联”，以能公开组织职工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职工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尤其是成立三个月后创办的会报《联讯》，由地下党金融党委通过中行党支部领导，成为行局职工表露心声的喉舌、党的宣传窗口和进行战斗的阵地。

从“饿工斗争”到“等工斗争”

据国民政府金融最高权力机构四联总处统计：中行上海分行的业务，居在沪中行、交行、农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五行局之先。仅1946年1到8月，沪分行汇入累计2393亿元，占沪上五行局38.28%；同期汇出累计655亿元，占五行局47.74%。除央行外，中行已成官僚资本金融重要支柱，其上海分行则是重中之重。一场风暴，在这里悄然生成。

纸币上的中国银行大楼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突破黄河，我军转入战略进攻。7月4日，蒋介石颁布《戡乱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国民党1946年发动内战，60%财政收入用于不断增长的军费。1947年财政赤字升至400000亿元。财政部长王云五承认：“公库收入仅及支出的5%。物价飞涨支出庞大，全靠发行新票支持。”在那年4月，法币发行总额就攀至16万亿元以上。

货币急剧贬值的同时是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却在9月要削减行局职工待遇，理由是要与公教人员待遇一致。先减除邮政储金汇业局外的“四行一局”职工米贴，职员减7斗8升，工友减3斗4升。“四行一局”职工联合签名抗议无果，决定开展“饿工斗争”，绝食一餐抗议。

9月26日上午，《绝食抗议宣言》出现在“四行一局”每张办公桌。午饭时间到了，“四行一局”8000多职工不去吃饭，静坐工作场所。邮政储金汇业局、私营银行和钱庄等职工送食品，慰问支援。京杭等地行局职工来电声援，南京的中行、交行职工于次日中午绝食以支持上海兄弟。

上海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国家行局的“饿工斗争”，四联总处被迫答应先借支一个月薪津。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出现全行业“饿工”浪潮。但是，削减米贴没解决，较量继续。

10月的《联讯》以两个版面辟专栏《免于匮乏之自由》，刊登抗战以来《上海历年物价总指数比较表》《职工生活指数比较表》和《抗战胜利后四行两局职工薪津数字统计表》等，这些数据表明：9月物价比抗战前涨67500倍，生活指数上升34000倍；职工薪津与物价上涨幅度相比差距两倍半，职工六口之家的开支8月比5月增一倍多……

对手也在行动。一是团体对团体，选择“六联”中国民党势力大的央行和中信局，由国民党金融区党部成立“中央银行同人福利协进会”，出会刊《福讯》以针对《联讯》。二是以调职削弱我力量，把“六联”理事周耀瑾（地下党中行支部书记）从中心部门调南市办事处。

1948年2月，四联总处又下令削减“四行一局”职工“实物配售差额金”，职工实际工资已降至二三十元。

四联总处同人录

斗争从“饿工”到“等工”。“六联”在交行地下室开紧急会议，再次发动行局职工联名签呈，提出三项要求：1、每月发实物：职员米1石，工友4斗。2、生活指数按月调整。3、发给员工子女教育费。在遭拒绝后，决定3月8日星期一晚进行“等工斗争”，在行内集体坐等2小时，如行方不答应就顺至翌日。但出现一个失误，为“事先扩大宣传，争取社会同情”，过早向报纸发消息，给了当局应对机会。

3月8日上午，上海各小报报道：“四行一局职工将在3月8日下班后等工2小时”。行局内部发《联讯》快报，集各种统计数据、行局新旧待遇和职工实际收入等，进一步提供思想武器。傍晚来的晚报，发出官方恐吓：“要大家安分守己”，“不要以身试法”。随即，警察到中行逮捕“六联”理事会副主席刘善长（中共金融党委委员，行局党总支书记）、理事周跃瑾和《联讯》信箱管理员张松池。当局一面威胁，再闹事，“被捕的人不能出来了”，并以欺骗等手段破坏其他行局的斗争和声援，另一面，散布“让行里想办法”的信息以转移视线。

林苛步是上海写美食名家，这位银行老法师说：“为营救被捕的同志，‘六联’领导成员，先后在中国银行职工宿舍和交行地下室共商营救大计。”

中共职委委员兼金融党委书记杨世仪直接同中行支部沈镛、吴育英等联系，加强领导，统一认识，调整部署：一在中行发动要求释放被捕职工的签名，并向宋汉章提出诉求，以“老沪行”传统打感情牌；二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拘留所探望被捕职工，秘密传递消息；三由被捕者家属出面申诉，以此发动进一步斗争和营救。

五天后，周跃瑾和张松池的母亲、刘善长家属坐交通车进中行，入营业大厅。叶子圣说：“家属向大家哭诉了，要求释放。他们一哭诉，大家心里很郁闷。”同在现场的杨国凯续道：“柜台外面排队，排着好多人，我们大家坐那不动。”

这时，周跃瑾母亲突然晕倒，大家走出柜台相救。一时间，职工的愤恨点燃，罢工爆发。党员和积极分子紧急磋商，半小时后决定：大部分同志陪家属去宋汉章办公室控诉，要他出面保释，其他同志在营业大厅坚持罢工。

罢工消息传到交行等行局，即现停工状态。事态迅速发酵，由于中行1号交换员缺席，加之交行交换员的呼吁得到响应，票据交换所停摆。“引起金融股票市场很大波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者”（《上海工运志》）。放人那天是15日，正是“等工斗争”一周。

护厂护产，迎接解放

罢工胜利后，敌方视“六联”为眼中钉。1948年3月22日，他们借口“六联”未经登记属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六联”发动签名运动，向社会局两次申请登记都遭拒绝，警察局又勒令其解散。6月4日，上海市长催促社会局、警察局迅速解散“六联”。至9月下旬，以“总统府”名义下令取缔“六联”，限9月底解散。上级党组织指示，避免硬拼损失，改变方式，保存力量。29日，“六联”理监事发表《告会员书》，宣布集体辞职，停止活动。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上海局发出《京沪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与我们具体工作》，后发《解放军渡江和我们的工作》，提出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的要求和任务。“在中共上海市委统一部署下，全市各企事业、机关大专院校中共组织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护厂、护校斗争，以挫败国民党当局对重要工厂机关资财南迁和破坏阴谋。”

面对兵临长江的我百万雄师，国民政府提出“应变”。下令各地采取“应变措施”，除加强军事防务，主要是拆迁工厂，搬运物资，破坏设备。20日，上海市长吴国桢发表“应变”讲话。中共上海市委接过“应变”口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全市开展各业要求备“应变米”、发“应变费”斗争，为护厂护店、迎接解放作准备。

这时，噩耗传到外滩。27日，满员超载的“太平号”赴台，上载央行会计处、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文卷账册1317箱。行至舟山海面，与同样摸黑航行的“建元号”相撞，两船沉没。“太平号”38人获救，近千人遇难；“建元号”72名船员身亡。

地下党即时提出“反迁移、反逃跑”斗争，通过开追悼会、捐集抚恤金救济家属等活动，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四行二局”职工抵制库存物资和案卷迁移，抓住总机、门卫等要害部门大权，还掌握了交行存放枪支弹药的库房。农行党支部派人说服代总经理，全部留下该行在沪资金和物资。

原交通银行旧址，今中山东一路14号

2月18日，中行地下党成立继“六联”后的公开合法组织—————“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9位常务理事中有5个地下党员。他们为迎解放积极准备各种档案，有中行资产（含房地产、库存现金等）、重要放款对象、投资和欠款单位等，中行大楼平面详图，各部人员政治身份、历史表现及工作能力等。互助会把住敌筑工事地段的职工及家属安置到大桥大楼宿舍和各仓库，既解决职工住宿安全，又加强了守卫力量。此外，还监视行方行动，不准转移资产和档案等，反对把库存金银移交央行。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成立若干小组，分别负责房产、水电和会计账册库房等保卫工作；叶子圣负责文书档案库房，“每天收文后，就立即编号，这样可以防止有人抽走文件销毁”。

考虑到解放上海会有激烈巷战，城市将被分割，为便于指挥和独立作战，市委书记张承宗提议调整上海地下党组织架构。上海局决定：把原按产业职业的条线垂直领导，改为按地区领导。除市政、交通、警察、文化、妇女系统党委和人民团体总党组由市委直接领导外，在全市建9个区委。结束职委，所属的金融党委划归上海局官僚资本企业接管准备工作委员会和市政机关接管准备工作组领导。

4月21日，我军渡江。2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解放。“四行二局”为主的金融业职工，提出“保护行产，保护金库”，防止破坏，反对搬迁，迎接解放。中共银钱业分区委利用《银钱报》报道解放区银行职工见闻，宣传《约法八章》和党的经济政策。由浙江第一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新华银行党支部及其他商业银行组成银钱业人民保安队，除保护银行库存金银、帐册和案卷外，还负责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以北、苏州河以南、外滩以西、福建中路以东一带金融业集中地区保安任务。

5月12日的上海，响起解放的炮声。23日，我军总攻市区。25日凌晨，解放苏州河以南。我27军在外滩一线展开进攻。

清晨的外滩，中行大楼顶上，两幅长30米的大标语如瀑布泻下，一幅是“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幅是“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标语写在整匹白布上，书写者是叶子圣，他回忆：“大概地下党准备好，拿出两匹白布，每一匹白布30米长，当天就是要写两条标语。”

当年写标语的叶子圣

27日下午，上海全境解放。金融系统163位地下党员出色完成了任务。

接管：是序曲也是尾声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军代表龚饮冰（后为中行总经理）、冀朝鼎（后为中行副总经理）和洒海秋就到了中行。同去接管的，还有原中行地下党员、后赴解放区的项克方（后为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及“三·八”事件中被捕的刘善长和周耀瑾。

军代表龚饮冰（左一）、冀朝鼎（左二）率队进驻中国银行时，受到行员们热烈欢迎

中行常务董事程慕灏（作家程乃珊祖父）为旧中行交接代表，程乃珊说祖父在自传中回顾两次交接中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作为滞沪留守向重庆接收大员交接；一次是解放了，向人民政府军代表交接；前者的感觉是屈辱恐慌的，后者却是平等无憾。”

十天后的6月6日，新中国银行开门营业。叶子圣说：“之所以这么快，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尽快拿到钱。这样，上海的社会才能稳定。”

5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奉令开始接管国民政府所属官僚资本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市银行以及其他官僚资本的省、市、县银行与官商合办银行。”（《上海金融志》）

在央行，军代表进驻，由地下党员和职工联谊会骨干组成的“职工协助接管小组”协助。在交行，军代表依靠交行中共支部，产生“交行职工协助接管委员会”，于11月1日复业。而农行则被人民政府接管清理。此外，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合作金库这3家金融机构，经接管清理即予撤销。

30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成立，华东区行入驻原横滨正金银行的中山东一路24号，上海分行所在的中山东一路15号，为原中央银行。

（本文编辑：许云倩。本文照片由上海银行博物馆和作者提供。题图为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