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今天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可以说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的思考贯穿古今，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就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掌声有请葛剑雄教授。(全场鼓掌)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上海很容易进来

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谈不上演讲，只是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经历。作为一个上海市民，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63年的老人，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上海最辉煌的一段历史。

70年前上海解放的时候，我还在浙江吴兴县的南浔镇，现在属于湖州。尽管那时候还很小，但知道上海在我们那个镇上的形象非常“高大上”，反正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是从上海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镇上以前有几个巨富家族，他们几乎都是在上海发家的。

而我真正见识上海，是1956年我们全家迁到上海之后。那时候我正在念小学五年级，当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上海很容易进来。我拿着转学证书来到闸北区教育局，告诉他们我要转学，工作人员就说了一句话：“你要考试，通过了就可以转学。”结果，我顺利通过了考试，办理了转学手续，没有任何障碍。

到上海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上海为什么那么“高大上”。对我来讲，上海的好处、上海的优势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多得多。比如，我一进中学，就领到一张学生证，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那时候上海图书馆就在现在的上海历史博物馆，我进入这样一个知识的殿堂，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多的好书我可以自由借阅。有一次我去借《三国志》，图书馆的老师说：小朋友，你是不是借《三国演义》？我说我要借《三国志》，我想知道三国的历史。老师非常惊奇，说你竟然能看这样的书。这样的机会，我以前真的连想也没有想过。（全场鼓掌）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曾经遇到过很大的挫折。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体检中我被查出患有肺结核。休学了一年半后，我提出要重新上学，学校让我试一试。然而，到毕业的时候，体格检查还是不合格，不能参加高考。我原来一心想报考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好在这座城市给了我出路。班主任说，你与其在家里养病，不如参加工作。于是，我参加了上海教育学院办的师资培训班。一年以后，也就是1965年8月，我正式成为中学教师，在中学工作了十多年。

我在中学教英语，但我只有高中学历，怎么办？当时上海外语学院有夜校部，可以上夜大学，于是我在夜大学念了一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夜大学里的老师水平很高，使我接受了比较正规的教育，从而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外语教师。

上海的机会比我想象的多得多

1977年恢复高考，我想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去报名。但是考生的年龄规定不能超过30周岁，而我刚刚过了31岁生日，因此失去了考试资格。那时我真的很绝望，等了这么多年，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但是1978年，国家又出台了研究生招生政策，年龄不仅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不需要学历证明。我抱着侥幸的心理去报考，结果居然考上了。

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要感谢这座城市。为什么？因为在“文革”期间，很多书都不能看了，但当时仍然可以读到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毛选》，还有英文版的《北京周报》。我当时觉得读书总是好的，就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这些著作，所以后来我的英文成绩不错。上海当时的新华书店里还有一些内部供应的书，比如关于各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概况，以及外国人物传记，我都可以凭教师工作证购买。尽管在特殊时期，但我可以说，上海的资源在中国肯定是最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却能够侥幸考上研究生的原因。

当时报考研究生，我选了谭其骧先生作为我的导师。这里有两个机缘。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谭其骧先生，但是我曾经在国际饭店对面的一个先进人物光荣榜上，看到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骧”这个字我以前没有见过，我就记了下来。后来有位历史老师告诉我，谭其骧先生本领很大，他可以把中国历代的地图都画下来，能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因为很喜欢历史和地理，于是就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后来，我一直做谭其骧先生的助手，一直到他去世。

从1996年开始，我担任了由谭其骧先生创办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一直工作了11年。非常幸运的是，在此期间，国家设立了211大学，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我曾经向一些国外的校长介绍，我刚做所长的时候，手里经费只有8000元钱，而现在我们研究所每年的经费已经超过100万元。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与国际上的各项合作，研制了中国首创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成果颇为丰厚。哈佛大学一位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多年前曾经访问复旦大学，临走时他对我们校长说：你们复旦大学真正称得上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我认为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历史地理研究。

现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被公认为国内排名第一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在世界上也是属于前沿水平。我们的研究所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而是因为遇到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这是我刚刚当所长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旅行梦

我从小就向往旅游，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通过看书、看报去“旅游”的。记得念小学时，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丁丁坐火车》，讲一个小朋友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沿途经过大桥，火车里还有餐车。于是我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也会有这样一天。

“文革”期间，我终于有机会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但是车上人山人海，根本没什么享受。后来，作为年轻教师，学校让我去做“外调”工作，就这样我跑遍了1/3的中国。

而真正使我有机会去旅游，是在我从事历史地理专业工作之后，因为需要到各地考察，再加上改革开放的上海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至今为止，粗略算了一下，我已经去过70个国家，其中包括两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一次是2000年，我参加了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在南极长城站待了两个多月。还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邀请我担任《走进非洲》节目的嘉宾主持，我们开着车，从直布罗陀海峡经摩洛哥到埃及，再一直南下，最后到肯尼亚，一共经历了90多天时间。

10年前，我更多的是利用工作的机会去看世界，我还没有条件主动去自费旅游。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出境条件的便利，随着我自己经济实力的提高，近年来，我想去旅行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并且远远超出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我70岁的时候，我女儿对我说：我们用什么方式给你庆祝生日呢？她建议，我们两个一起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山吧。我们就从上海坐飞机到了乞力马扎罗山下。在那里，我和她按照当地标准的配置，找了2个向导、1个厨师、5个背夫一起登山。最后我们离山顶还有一小段距离，到了4800米的地方，我觉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以前即使做梦也不会设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我的生日。（全场鼓掌）

我昨天刚刚从约旦回来，因为“五一”有几天假期，我觉得约旦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不少，于是我和女儿就去了。

对我个人来讲，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原来只能纸上谈兵去旅游，现在，我终于有了说走就走的条件。

几乎每一次，第一个发言的都是我

1977年，有一天学校突然宣布我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那个时候“文革”结束不久，人大刚刚恢复。我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出席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人代会。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人大制度慢慢完善。到第三次会议的时候，逐渐恢复提案、恢复讨论，我经历了整个过程。到了换届的时候，我已经换了单位，所以就不再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

我以为这段经历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没想到，1999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随后又当选了上海市政协常委。2008年的一天，我在三亚开会，有人告诉我：今天广播里公布名单，你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了。我去北京开会报到，会上我被选为政协常委，坐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

我想，这不是因为我葛某人有多大的本领，其实我代表的是教育界，更具体讲，我是上海民主党派和教育界的代表。我的背后是上海这座城市，是我们的复旦大学，是上海教育界以及民主党派的同仁们。正因为这样，我想我既然当了政协常委，就应该履职尽职。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反映大家的意见。我认为，直言不讳地反映真实情况，这才是真正拥护党的领导的表现。所以，在政协常委任期10年间，曾经有好几次，中央领导来听取我们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我都直接面对面向他们提出意见和建议。几乎每一次，第一个发言的都是我。有一次我刚刚发言，王岐山同志就说：怎么又是你打头炮？因为他印象很深，他来了两次，都是我第一个发言。（全场笑）

这些发言，无论是对是错，我认为都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没有哪一个时代 能够和以往的70年相比

总而言之，上海这座城市，在以往的63年中，给予了很多像我这样从小镇来的少年很多希望、鼓舞和力量。

我从研究的中国历史中做了一个比较，我认为，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和以往的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相比。我个人是幸运的，遇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遇到了这样一座充满希望的城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上海。

其实，在上海，更加精彩的故事比比皆是。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比我大得多。在我们78届的研究生同学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两院院士，有世界知名的企业家，也有省部级的领导，还有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考上研究生以前，没有多少学历。有一位数学家，他当时在外地一家工矿企业卖饭票，人家说你数学好，这个账肯定不会算错。（全场笑）还有一些人甚至只有初中学历。日后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才，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有幸在上海，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这，就是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体会，也是我对这段历史的见证。谢谢大家！（全场鼓掌）

陈蓉：谢谢葛教授的分享。在这段讲述中，有很多历史性的节点，包括葛教授个人的故事，都非常打动我们。我听了特别有感受，虽然我和葛教授是不同时代的人，但是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他是小学五年级来到上海，我也是拿着转学证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到了上海。

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葛教授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我们太多的机会。我们感恩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也感恩这个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伟大的时代。

【现场提问】

观众：葛教授您好。您曾经说过：对上海影响较大的人文因素有两个：一是租界，二是移民。上海的海纳百川是机制使然，也是尊重契约的过程。在您看来，从1949年至今，这70年来影响上海较大的因素是什么？谢谢！

葛剑雄：如果从正面讲，租界带给上海的是一种相对先进的制度，包括文化、管理和观念，但它是强制的开放。而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我们主动的，不需要再通过外部的力量强制开放。移民也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己形成的人才总是有限的。上海改革开放以来，引进了这么多新上海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功地在上海定居。所以开放依然很重要。

开放始终是上海发展的最大动力，未来上海的发展还是要继续开放。在吸引人才方面，不仅仅要面向国内，还要面向全世界，我们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我一直讲，要让这些人才把上海当作他们的第二故乡，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而不仅仅是到上海挣了钱就跑了，这点很重要。我相信大量的新上海人是因为上海的魅力才留在上海的。

在这个前提下，上海优秀的文化传统才能够得到传承。最近我在我的文章和书里面提到：我们以前忽略了上海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这么多高素质的移民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都带来了，他们在商业上重信用，加上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就形成了上海人的一种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这一点在上海最困难的时候、相对封闭的时候，在全国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上海的一些工厂，设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靠的就是职业道德。比如锦江饭店一直享有盛誉，但是我们知道锦江饭店很多设备很老，它靠的就是人所传承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以及工匠精神。

我觉得，尽管客观条件在变，但是上海的特点和优势，在未来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上海多年来形成的这样一种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将为其成为一个卓越的国际城市发挥更大的作用。（全场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