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本能反应，这绝对是一条好消息——

广东珠海香洲区近日出台新规，对“微信群”作出多项限制：原则上一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发言要有内容不得随意刷屏，原则上非工作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因专项工作组建的微信群在结束工作后应及时解散。

媒体转发此事时，不少都感叹“这个地方出手了！”言辞间颇有大快人心的意思。其实，香洲区并不是第一个“出手”的地方。今年早些时候，不少地方都对工作微信群作出过规制，如湖北武汉年初出台的“十不准”，就有一条“不准滥设、滥用微信、QQ工作群和政务APP”；同省的恩施鹤峰县，也在几个月内“精简合并微信工作群400余个”。性质不完全一致，却有着相似初衷、也产生类似舆论影响的，还有教育部的一条新规：“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

教育部的禁令，是为了给孩子减负；各地党政机关的禁令，是为了给基层干部减负。“减负”的初衷，自然引起舆论叫好。的确，孩子也好、家长也好、基层干部也好，太多人在这些年感到“苦微信群久矣”。这个以“社交媒介”面目出现，并给沟通带来显著便利的工具，却在日渐深入的应用中异化成一种负担，甚至带有“绑架”性质的工具。

一个手机里“30多个微信工作群”，基层干部“24小时应付群信息”之类现象频频曝出，乃至令人见怪不怪。不少基层公务员还有“工作重担”之外的“心理负担”——领导半夜“@所有人”，你敢无动于衷么？大家都在鼓掌点赞，你敢事不关己么？

但一纸禁令，真能破解微信群带来的苦痛吗？多想一想，就摇头了。不说今年以来的这些禁令，早年间，不少地方就曾对“变了味的微信群”动手干预，但大力整治往往虎头蛇尾。而在称赞香洲的新规“简直不要太棒”之后，网友们也马上反应过来，事情不会那么容易——

没了“微信群”，还可以有别的什么“群”吧？没了群，还可以“私信”吧？可以打电话吧？可以人盯人吧？……如果背后的负担不减、压力传导的机制不变，关掉几个“微信群”，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何况，多数时候，微信群作为一种数字时代高效率的沟通工具，是有其特别价值的。如果建三个群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非要削减两个，因噎废食开倒车，好像也不是“减负”的本意。

显然，“微信群”烦透了人，但不能只让它来“背锅”。要治的是“形式主义”，而不是简单的“形式”。更值得深究的是为何“形式”衍生出了“形式主义”，以及如何让“形式”回归到它应有的本意。

要解决问题，不仅不能只盯着“形式”做文章，甚至不能只盯着“形式主义”下手。

微信群有其自身的媒介特性，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使用者的行为方式、存在方式。但同时，媒介的使用者并不只是被主宰者，虚拟空间背后起着更大作用的，还是现实中的观念和行为。

拿那些异化成了“夸夸群”——确切来说是专用于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的工作群来说，微信群塑造的社交空间，会催生人在其中的表演欲望——那些或有意为之、或言不由衷的“点赞”，或是流于形式、心不在焉的“收到”，当然还有始作俑者的展示甚至炫耀，某种意义都是一种表演行为。而人是否选择表演，又会如何表演，终究取决于其所在的现实环境。

早先的不少案例，像官员“群主”在群里索赞甚至索红包的，或是一言不合就对下属破口开骂的，当然更有那位著名的“严书记夫人”在家长群里耀武扬威、结果触发反腐风暴的著名丑闻，都表明在“微信群”里那些形形色色的怪象背后，其实是异化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现实生态，特别是政治生态的反映。

说到底，与其他各种令人反感的形式主义顽疾一样，“微信群”里的形式主义，本质还是背后的官僚主义，是不同程度上的权力误用甚至滥用。

那些让人“心累”的微信群自不待言，就说那些仅仅让基层干部们“身累”的工作群，深究下去，真正“累人”的并非群本身，而是背后大量存在的重复劳动和无谓消耗。造成这种无谓消耗的，表面上是效率问题，究其背后，还是免不了某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和习惯，是“官本位”而非“事本位”、“层级导向”而不是“问题导向”的流程和风格。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光关闭微信群显然是不够的，出台配套文件也是不够的，甚至仅仅呼吁配套文件的“落实落地”也是不够的。人们更期盼的，是一种治其根本的流程再造、习惯再造、观念再造，是真正向官僚主义的根子开刀。

扩展到整个基层减负问题也是如此。基层工作繁重是个常态，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不是吃不起苦，也不是不愿吃苦。他们害怕的不是“负”，而是“无谓的负”和一些过度的捆绑——有人在微信群里反应慢一拍，或是不慎说错一句话，便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如此动辄得咎，不免要让人“身心俱疲”了。

当然，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也无妨先治标。至少对于那些明摆着多此一举的“工作群”来说，大刀阔斧地出手，虽够不上“简直不要太棒”的“怒赞”，但还是挺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