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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陈江: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险些发生中断,为何是江南文化存续了其根基和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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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江 2019-03-31 06:31
摘要:江南文化如果在今天可以进一步激发出新的强劲活力,肯定可以超过历史上的江南文化。

【编者按】去年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则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江认为,江南并非一个内涵非常明确的区域性概念,江南文化也与一般区域性文化不同。江南文化特别是后期的某些经验和特点可为当今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以下是他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很高兴与大家聊聊江南文化这个话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谈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时提到三个资源,即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过去讲得多一点,江南文化讲得相对少一点。我个人认为,江南文化为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因,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接续和延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江南文化应该深入了解。

 

江左、江东……何处是江南?

 

“江南”这个词,其涵义在学术界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它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内涵非常确定的区域性概念。

 

按照今天一般的理解,整个大江南方都是江南。其实这个词有一个从大到小逐步明确的过程,大致到了汉唐时期,才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可能是指长江以南包括长江中游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大东南地区被称为江南,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从湖南的西部开始向东,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直到大海,这整个一大片区域在汉代到唐代之间大约都可以称为江南地区。

 

我们今天看唐代人的诗歌中出现的江南,并不是指今天讲到的江南的核心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苏南、浙西、太湖流域),而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逐渐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曾经也出现过另外一些名称,比较常用的是“江左”或者是“江东”。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长江流经安徽、江苏后呈南北走向。以左右来分,长江的东部包括江苏南部以及安徽靠东的地方属于我们今天讲的江南区域,即所谓的“江左”。长江以西的江西、湖南等即被称为江右。所以,江南这个概念和江左、江东的概念是同时使用的,而当时称的“江左”,则比较接近于今天的江南概念。

 

“江南”这个名词到了后来又进一步缩小,逐渐从一个方位性名词变成一个区域性名词,比较明确的是元朝和明朝。明朝的时候,郑晓撰写的《今言》中提到当时各个区域向明朝的都城顺天府(今北京)运送漕粮的时候,江南这个区域也向顺天府送了粮食。而“江南”这个区域底下跟着五个府,苏(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嘉兴和湖州。明朝人已经把“江南”的概念缩小到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江南的核心区域。到了明清的时候,所谓的江南变成“小江南”了。而这个“小江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江南这个区域的核心区域,上海就在核心区域内,也就是松江府。所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以上海县而是应该以松江府的地域概念来考虑。连称“苏松”的苏州和松江是最核心的,加上常州和嘉兴、湖州,环太湖流域这个区域在明清时期被逐渐认为是江南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江南区域的由来。

 

从“经济江南”到“文化江南”

 

“江南”这个名词的出现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21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是有关系的。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影响,我们也开始了区域性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江南”被提出来作为区域性研究的一个设定范围,由此成为一个重要名词。我们今天所讲的“江南”的概念就是自区域性研究以后逐渐为大家耳熟能详了,所以,它既有历史上从大到小的沿革过程,又是我们区域性研究中人为设定的一个区域性概念。

 

一般来说,作区域性研究的时候有几种研究方式。譬如说我们说最早研究江南,主要是觉得这块地方比较富庶,从宋元明清以来,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是从经济史的研究着手。但是经济史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计算,需要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包括产量进行计算,这就要求研究对象是一个边界非常明确的地区,因此大家就约定俗成地把江南这个地区的五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再加上偏南一些的杭州府、偏西偏北的镇江府和江宁府(南京)加进去,一共八个府。这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提出来的概念。“江南八府”这个概念,在学术界比较流行。这个概念和后来我们说的长三角,以南京、杭州、上海为核心的概念比较符合,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家相对而言比较接受的概念。实际上在学术界,江南有“四府说”、“五府说”、“六府说”、“七府说”、“八府说”,甚至“十府说”,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大家比较接受的就是南京、杭州、镇江,加上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苏、松、常、嘉、湖)。经济史的研究专家基本上以此形成了江南的大致概念,而我们今天讲的江南也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但是,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譬如徽州,安徽南部这些地方算不算江南?照江南八府的概念说起来,这不在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去当地看一下,白墙黑瓦,江南的韵味很足。另外,宁波、绍兴算不算?绍兴的乌篷船也富有江南味道,连鲁迅小说中也曾描写过。另外,一江之隔的江北扬州算不算?因为扬州在我们所有人的概念里,都是跟江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脱离了经济史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从文化史的江南来理解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原先的江南更扩大一点,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概念——“文化江南”。我本人比较倾向于从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讲,把绍兴、宁波、南通、扬州、徽州都纳入研究范围当中去,因为我认为这个区域中文化上有一定的共通性,可以设定为一个特殊的区域进行研究。

 

把江南研究与长三角建设结合起来

 

正如我前面所说,“江南”本身的概念是模糊的,而且根据我们现在的设定而言,它又是可以有一定的弹性的。因此,是不是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解释“江南”这个概念。在学术界我们提出了“核心江南”、“经济江南”和“文化江南”的概念,我们把江南研究、江南建设和长三角建设结合起来,把这三个概念用到长三角的建设过程当中去,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对应的。

 

其一,我刚刚讲过“核心江南”,也就是最早的核心的地域性的江南,包括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苏、松、常、嘉、湖)。为什么要提核心?就是要说明上海是居于江南这个区域的核心地位,所以才能服务于长三角、辐射于长三角

 

其二,扩展到“经济江南”的话同样有其合理性。上世纪90年代最早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时候是以杭州、南京、上海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组成概念,后来这个长三角的概念不断扩大。在经济建设或现实政策的研究范围中提到“三个长三角”,即所谓的小长三角、中长三角和大长三角。“核心江南”和小长三角大致可以吻合,“经济江南”和中长三角大致可以吻合。

 

其三,如果我们进一步发展,从现实政策和现实发展的需要,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一些新任务、新要求来看,服务的范围可以扩大,不一定限定一个非常严格的边界,可以把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包含在里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比如说江西的某些地方包括进来。2016年国家公布的新的长三角的战略概念中提出26个城市,这个范围就比较大。虽然这个区域整合的过程可能是很长的,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和“文化江南”的概念相匹配的话,从上海的角度来说就比较主动,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宽松的范围。

 

我们从今天的角度、现实需要的角度讲起来,既要照顾到江南在历史沿革当中的一些变化,不能违背,也要考虑到现实需要中的一些重要节点。从这个角度讲,江南既有它原先的地理沿革意义上的涵义,同时也可以按照我们现在的现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设定和解释,甚至我在学术界提出,用“江南”这个名词比用“浙西”更好一点,因为它有一定的可塑性,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讲起来更可行

 

从“黄河摇篮说”到“满天星斗说”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进的逻辑特征是什么?是多样化。

 

从今天来看,中国包含很多民族很多地区,譬如我们上海人和北方人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我们和广东人也不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相同的是文字、语言包括思路。但是从生活习惯甚至人种的角度来说,却未必是完全一致的。南方人可能和古越人有关系,北方人和羌人有关系。如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由很多区域性文化组成的,当代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举例讲,在四五十年以前,我们的主流观点是中国文化“黄河摇篮说”,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源头是从黄河流域来的,因为近百年以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古文化的遗址,夏、商、周这些早期的王朝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和主干,对此,我们到今天为止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但是至少最近三四十年以来的学术研究已经证明了,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今天发现的在中原以外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亚于中原,并不亚于黄河流域,这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提出的“满天星斗说”。

 

譬如说,红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高的,距今大约6000年,年代不晚于黄河流域,地理位置大约就是我们现在的辽宁和内蒙古靠北的地方,出土的遗物,包括玉器都非常精美。还有我们江南这一带,在夏、商、周之前还是非常先进的,浙江的河姆渡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当时的文明水平是非常高的。举一个例子,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器的钵,器表绘有一头猪,可以明显看出是一头家猪,这证明已经有原始农业出现了。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墓葬的样式以及出土的玉琮,说明江南这一带的发展水平,绝对不亚于中原地区、黄河流域。

 

经过大约400年的文化整合,中原文化逐渐向其他区域性文化进行渗透和拓展,中原文化和各个区域性文化互相交融,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很多区域性文化的元素在内,并不是仅仅只有中原文化,而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后来还包括许多域外文化)。

 

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主干和母体,后来中原文化非常丰富,多姿多彩,这和区域性文化进入是一致的。当然,在进入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种现象,各区域文化逐渐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区域文化本身的特色也开始减弱,这是毫无疑问的。秦汉以后各区域文化已过了繁盛期,逐渐从高点下滑,区域性特色主要保留在当地的衣食住行等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中,就文化体系来讲,已不如先秦时期那样具有活力。

 

那么,吴越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是也是这样?应该也是这样的。因为吴越文化早期受到吴和越两个地区的影响,后来越国把吴国灭了,楚国又灭了越国,吴越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到最后秦始皇统一了全国,中原文化推行开来。从这个角度讲起来,吴越文化也逐渐退出了最早的繁盛时期,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区域性文化呈现出一种趋同性,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之后,它原先的地域性特色主要保留在生活习惯上,它作为一种政治性文化或主导型文化来说,已经没有原先的活力了。但是吴越文化与其他的区域性文化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文化中心两次南移改变了江南文化命运

 

我们说到世界上的古文化,常常会提到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如果加上今天的考古发现,加上希腊早期克里特岛文明的话,就是五大文明古国。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能称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克里特岛,但是没有称古中国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还在,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始终没有中断。

 

为什么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可能有人会说,因为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等等。但是另外几个古文化的发展程度也非常高,而且客观来讲,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历史最晚。那为什么中国文化延续下来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非常优越。

 

第一,中国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四周有非常好的屏障。东南是大海,北边是西伯利亚,西边是戈壁,西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避免了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现在看到古埃及的灭亡就是因为有非常开阔的平地,便于外敌入侵,包括两河流域也是这样。

 

第二,中国内部幅员广阔,有回旋周转的余地,特别是有一条在古代被视为天堑的长江,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腾挪和转移提供了非常好的空间,这也是中国文化可以一脉相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回顾历史,中国文化确实发生过多次被中断的危机,但都通过文化中心的转移和长江的防御而存续下来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东亚大陆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转移空间。这种腾挪和转移,对我们江南文化而言,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当然,历史上我们也出现过险些导致文化中断的时期,至少有两个,一个是两晋,一个是两宋。

 

西晋统一后没多久,五个少数民族入居中原,造成北方地区战火连绵的状况。西晋的后裔司马氏渡江南下,在现在的南京建立了都城建邺。大量的北方贵族、文人、农民通过渡江南下的方式转移到南方。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就计算过,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中有八分之一迁至南方,实际上我们今天最新的统计数据可能还不止。这就带来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南方当初人数比较稀少,而人口劳动力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前提;二是大量的文化贵族、世家大族以及具有比较先进生产经验的劳动者的南迁,对南方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形成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中华文化中心第一次南移时的情况。

 

公元383年发生了淝水之战,最后东晋取得了胜利。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如果当时这场战争东晋失败,中国历史就要重写了,而中国南方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就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打断。淝水之战的胜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就在南方被保留了下来。

 

魏晋南北朝被称为中国文化自觉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哲学、艺术,包括书法、绘画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正式独立,开始长足发展的。这种文化自觉不仅仅是北方的文化,而是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交融之后,在一种特殊的状况下形成的。原本被称为“吴越之风”的区域文化汲取了中原的礼乐文化之后,在保留当地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凸显出文质彬彬、精致典雅的取向。中原文化则被杏花春雨、烟水迷蒙的江南意境所浸染和滋养,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中平添了几分温润蕴藉的阴柔之美。后人常用虞集的词句“杏花春雨江南”来形容江南的柔美,与之对照,又以“骏马秋风蓟北”来描述北方的阳刚之美。到唐宋时代,江南的文化已不再被人鄙视为落后的吴越之风,而是被人称赞为“江左风流”。这个名称的出现,代表真正的江南文化已经成形了。

 

到了宋辽金时代,赵宋王朝再次南渡,逃到现在的杭州,被称为“南宋”。经过两次文化的转移,包括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江南文化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区域性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北方受到两次摧残,却在江南得以保留并进一步发展。

 

明清之际有三位非常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曾讲过,“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黄宗羲曾说:“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吴郡、会稽郡,指江南一带)久矣。”这都说明文化中心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文化虽然在最早的时候是区域文化之一,但是由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机遇,它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的命运不一样了。

 

除了“杏花春雨”,江南人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江南地处交通要冲,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过去运输方式主要通过河流,最早的运河开拓都是在江南。元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也是以江南为核心。元朝以来,海运发达,但中国的海运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政治体制对海运并不鼓励。但是我们沿海城市的船运还是比较发达的,当时上海是四大港口之一,包括广州的粤海关、福州的闽海关、宁波的浙海关,还有上海的江海关。之后上海能成为开埠地区也和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交通要冲,久而久之,江南便成了五方杂处之地。所以也就较别处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几分包容性。明代黄省曾《吴风录》等著作,对江南的风俗民情作了这样的描述:好标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地风习。再举个例子,上海早饭中的“四大金刚”都不是上海的。烧饼是北方来的,油条北京也有,豆浆也一样,粢饭在南方许多地区都有,都不是上海本地发明的。但是它们为什么都能在上海站得住脚而且受到欢迎?因为上海对外来的东西不排斥,而且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更精致,这就是上海的特点。

 

江南从某个角度讲起来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代表。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到南宋、明代到达顶点。而将农业耕种的技术、农具的使用发明、农产量的单位产量提升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就是江南。江南的富裕是用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达到的。北方就种一季,江南种双季,不仅种双季还在农闲时从事其他的副业。所以江南人好像比较富裕,但是江南人的富裕非常辛苦。《杭州府志》上说,明朝末年时,每家人家无论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孩子满5岁后就要干活了,做一点副业,即便是编编篮子出售也好。由此可见,江南人日常投入的劳动力比较多,因而维持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

 

除了农业之外,江南人还勇于创新。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因地制宜努力开拓多种经营,纺织、食品、服装、日用百货、造纸、印刷、造船、工具制造、建筑材料等轻重工业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海外贸易高度繁荣。明朝后期有一幅反映江南经济发展状况的《南都繁会图》,非常逼真地反映了当时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如果拿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来与之比较,就工商业而言,后者所描绘的繁华程度,前者完全无法比拟。所以,江南地区不仅是把传统农业发展到了极致,而且新的产业形成了,新的人际关系、文化形态也形成了。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提到,当时江南已经达到早期工业化的水平,已经出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迹象。

 

江南文化性格中,表面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好像是山清水秀、温文尔雅,其实,江南文化是多面相的,江南人也是多面相的。

 

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遇到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学者,他讲江南人养生的问题,让我做点评。我问他,你觉得江南人为什么追求养生,他回答说江南人可能身体比较弱。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江南人的“养生”其实是“养性”。

 

江南五方杂处,北方人很多,一直到现在,山东人也很多。而且江南人好斗,也很强悍。明朝抗倭的时候,戚继光带的军队就是义乌的,这支部队带到北方去,北方人都很佩服。中国历史上民众起来反抗的目的大多数都是为了吃饭,而清初的江阴、嘉定为了反抗剃发掀起了强烈的反抗斗争,这是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才会做的事情。这些都说明江南文化的多面性,江南人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并不是单纯的“杏花春雨”。

 

如果总结江南文化的话,我觉得这几点是值得我们汲取的: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时而变等。江南文化作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海派文化,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使得海派文化可以在江南非常从容地发展起来。为什么红色文化可以在上海发展起来,也与这种文化基因有关。所以,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互相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相重叠、互动、融合,然后发展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起来,江南文化在接续了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后,和其他的区域性文化有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代表了发展的方向。

 

如果把中华文化比作一个百花园,那么江南文化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花。它与其他文化并存互补,竞相绽放,共同构成满园春色。我认为,江南文化的活力是最强劲的,因为它和我们的近代发展相接续。江南文化的性格跟现在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可以在中国整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江南文化如果在今天可以进一步激发出新的强劲活力,肯定可以超过历史上的江南文化,因为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使得其整体发展水平较往昔更胜一筹。江南文化特别是后期的某些经验和特点也可为当今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文字整理:康珏


【思想者小传】

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上海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江南区域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江南史方面的论著有《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以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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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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