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湘潭多张名为“扫黑除恶十类重点工作”的展板图片在网上热传。图片显示，落款为“广场街道福利社区宣”的展板上，“失独家庭人员”被列为扫黑除恶的重点工作对象之一。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启动之际，这几张图片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失独家庭，怎就成了“黑恶势力”？面对舆论的诘问，湘潭市雨湖区卫健部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不恰当内容属于工作失误”，将撤换展板。但“被扫黑”在众多失独家庭中引发的担忧，显然不是一句“工作失误”可以轻易平复的。

最早发现这一展板的当地失独家庭代表就说，“大家对有关单位的处理态度‘比较满意’，但并不接受‘工作失误’的说法。”这并非没有道理。按理说，宣传展板在进入到公众视野之前，需要经过起草、审批、印制、张贴等多个环节和流程。而这么多道环节和流程，“不约而同”出现“工作失误”，全程也没有一个人发现？显然，“低级失误”背后的问题并不低级。

就有舆论质疑，“是不是‘工作失误’不好说，但更像是一不小心把不好明说的实话说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失独家庭“被扫黑”并非首例。根据公开报道，去年9月，山西忻州卫生计生系统也曾把“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摸排重点内容。而引起争议后，当地给出的解释同样有些轻描淡写——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失独家庭被扫黑，是因为“对政策理解不到位出现的‘误会’”。

现实中，确有一些失独家庭通过信访等方式表达诉求、主张权益。在一些地方，这种对自身权益的诉求，似乎也给一些政府部门的“维稳工作”带来了“麻烦”。但无论如何，只要维权行为在法治轨道内进行，这种所谓的“麻烦”，就不能异化成公权力部门压制与盯防的对象；将失独家庭与“黑恶势力”划上等号或约等号，更是对这一群体的二次伤害。

两起失独家庭“被扫黑”案例中，折射出一些地方出现的基层扫黑除恶对象任意扩大化苗头。这无疑值得警惕。哪些才是需要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去年1月发布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早已有了明确规定。《通知》还特别强调，必须依靠法治和规矩办事，不能瞎挥手乱指挥，随意界定打击对象；去年5月，民政部负责人在解读《通知》时也特别提到，应当准确把握政策界限，防止扫黑除恶简单化、扩大化。不久前的两会上，最高检工作报告还专门指出，扫黑除恶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绝不允许下指标……

既然顶层设计层面已经划定了明确的政策法律界限，严格依法办案、确保扫黑除恶行动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就应该成为基层政府部门执行、执法的自觉。扫黑除恶并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筐，更不能“装”进可能影响自己政绩考核结果的“不稳定群体”。扫黑除恶也不应被视作简单的维稳手段，在基层地方，更要严防“打黑”异化成“黑打”。

还要看到，部分地方政府似乎总有一种将政策“为我所用”“自我赋权”的冲动。这背后，归根及底还是因为权力结构中监督机制的缺乏——将扫黑除恶简单化、扩大化，明显违法的展板、文件缘何轻松“过关”？这个问题更值得审视。

好在，根据今天最新消息，当地已经启动问责程序，并向被伤害的群体诚恳道歉。这算是一次舆论持续追问后的一次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