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凌晨，美国纽约市一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犯罪过程共持续33分钟，28岁的受害者基蒂全身共有13处穿刺伤，凶手两度追杀基蒂，三次拿刀捅向她。

随后，《纽约时报》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作为当时全球最权威的新闻媒体之一，《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顿时引起轰动，英国、俄罗斯、日本和中东的报纸纷纷进行转载。在全美范围内，也迅速掀起了关于吉诺维斯案的大讨论。人们将这个案件视为一则现代都市人情冷漠的寓言，纷纷指责报道中提及的38个未向受害者基蒂施以援手的证人冷漠无情、道德败坏。就这样，旁观者这一群体被推上了道德审判台，几乎第一次占据了有关案件的舆论焦点。

受害者吉诺维斯

吉诺维斯案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此后50多年中，基蒂的遭遇被人搬上荧幕，写入歌词，案件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不断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真实案件改编的故事里。每当类似案件发生，对于旁观者的谴责声始终不绝于耳。

当初的案发现场，摄于2013年

但案件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对于旁观者，是否用一般的道德审判，诸如自私冷漠，就可以解释？旁观者应在何程度上承担公民责任？旁观者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独立撰稿人凯文·库克通过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和多番追索、走访，逐步还原了基蒂·吉诺维斯案的细枝末节，并指出《纽约时报》为追求新闻点，对报道中所涉的细节多少做了不实的处理。在最终写成的非虚构作品《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一书中，凯文·库克揭露：在《纽约时报》炮制的“38个旁观者”中，固然有少数真正胆怯和冷漠之人，但也有人报案，有人冲出自己的居所守护垂死的受害人基蒂。有些所谓的“旁观者”是因为将罪案误解为一般口角，或被害人走出视域不知所踪而没有报警。清楚了解正在发生的是一桩凶案并袖手旁观的严格意义上只有两个人，而非报道所称的38人。

“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壮大，我有一些担心的。我担心的是未来新闻系或中文系的学生把非虚构文学当成新闻报道的最高形态。可以洋洋洒洒写几万字长报道，但对短消息写得文通字顺、客观真实的记者越来越少，真是好事吗？”50多年前发生在纽约的案件和此后的回旋也让当代中国媒体人反思，近日举行的陆家嘴读书会上，纪实报告与访谈栏目作者康宸玮直言，现实主义抬头、去中心化写作和对边缘群体的观察，使得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越来越热，甚至日益卷入商业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旁观者》一书的写作恰恰是一种提示。

“《旁观者》为何会出现？归根结底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记者基本功没做到位，警官为了保住自己升职的重要时机，也为了转移办案不力的指责，忽悠记者说有38个目击者没报警，记者听风就是雨，这样一则报道在《纽约时报》登堂入室，坑了所有美国人。”在康宸玮看来，确定何为好的非虚构作品的标准很重要。如今，对非虚构写作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不少，但如果写作者太年轻，学历阅历有限，又背负着新媒体的KPI考核，很容易导致功课没做足，难以真能理解真相本身，堆砌铺天盖地的细节描写和陈词滥调的意象使用，导致作品就像“一张没有焦点的照片”。

“非虚构写作的价值与局限何在？”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看来，非虚构写作的门槛其实很高，也必须追求真相，与新闻报道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时间的助力之下，非虚构写作汇集了更全面的事实，也增添了讲故事的技巧，因而更加有力。

在《旁观者》第二页，作者凯文·库克写道：“本书不打算复述1964年那晚在基蒂·吉诺维斯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尝试阐述完整的真相。我想要讲的是一个从未有人讲述的故事。我想要解释这起发生在皇后区邱园一个寒冷夜晚的事件为什么被人误解了50年。”马凌提出，真相与事实之分，就在于局部的事实不等于整体的真相。2016年，牛津词典收入了一个新词“后真相”，这个词的意思是，诉诸情感和观念往往比诉诸事实更能激发公众舆论。在“后真相”时代，新闻的反转层出不穷，甚至会发生“事实错了，但舆论对了？”这样的争论。虽然《纽约时报》对于吉诺维斯案的报道是完全错误的，但正因其夸大了事实，反倒塑造了一个都市传说。基蒂·吉诺维斯成为历史性的角色，而非很快被人遗忘的悲剧之一。一方面，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1968年，美国统一了紧急电话号码，“911”报警电话就是由此而来；此外还有“照亮这条街”项目、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登记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旁观者的大众心理学因素也被学者充分研究，这个效应被称为“吉诺维斯综合征”，引发了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

凯文·库克 著  汪洋 周长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如果我们想要正义，就必须切身参与到每一场事关正义的斗争之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而非当你凝望深渊时，寄望于背后有人默默帮你报警。”康宸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