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近日策划举办了“近代上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系列专题讲座，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不同视角，深度解读上海多元文化演变的过程，剖析上海城市品格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经过授权，上观新闻今天发布《海派文化与中共创建》演讲实录（有删节），主讲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武。

以下为讲座节选——

关于中共的创建，其实不仅仅是上海的话题、中国的话题，在国际上也是热门话题。我今天想从海派文化的角度，就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上海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文化新中心

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形成多元的文化格局。这里人口与族群多元。1949年以前上海大概居住了56个国家的侨民。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自称没有本国侨民侨居上海。

上海的制度多元。一市三制，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各有各的制度体系。上海的教育多元，语言多元，报刊多元。上海的服饰、饮食、建筑都是多元的。比方说徐汇区原先属于法租界西区，几乎汇聚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流行的建筑风格、式样，跟外滩建筑群相比，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万国建筑博览会”。

上海的娱乐方式也是多元的。有中国本土的，更多的是西洋的。如果从中国文化版图上来看，开埠以后的上海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文化区域。正因为如此，内地人初至上海，大都有如履异国的感觉。晚清社会，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就有极深切的感受。胡祥翰编的《上海小志》卷十还提到，不同国籍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所以你到上海的某个街区，就能感觉到它和其他街区非常不一样的氛围。胡祥翰说：“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比方说到了当年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就像是到了日本；到了广东人聚集的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就像到了广东一样。当年的霞飞路西面基本是法国人开的商店，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就像到了法国。小东门外的洋行街，到处都是福建人开的洋号，你到这里，就像到了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基本上是宁波人开的商号，你到这里就像到了宁波。

上海文化的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和辐射能力都是远远在亚洲其他城市之上的。

为了让大家了解上海当年在文化上所处的位置，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上海当年有一个由传教士创办的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出版机构叫广学会，他们曾骄傲地说戊戌变法是受他们的启发才施行的，因为当时光绪皇帝采购的129种图书中有89种是由广学会出版的。后来我查证发现，其实这129种图书全部都是包括广学会在内的上海出版机构出版的。也就是说，上海是当年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最主要的来源地，而且这些读物不仅普通读者在读，连皇帝和大臣也在读。戊戌变法运动的展开和上海提供的这种新知识、新读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908年，光绪皇帝驾崩前让内务府购置39本书，其中有34本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且是同一家出版社，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当上海出版物成为庙堂读物的时候，它的影响所及就不仅仅是上海一时一地，而是整个朝局的走向。

最早提到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记录是1899年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的一篇文章，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也是上海媒体，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民国日报》就报道了相关消息。上海自开埠后逐渐建立起覆盖全国甚至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成为近代中国的信息总汇和枢纽。几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上海都会迅速报道并借助媒体网络传播出去。

明清的时候，江南的中心城市在苏杭，因为文化发达为科甲之乡，所以常被称作人文荟萃之地。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成为江南文化新的中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大量的知识精英向上海汇聚。为什么？因为上海有着适合各路精英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的“精神气候”，他们不但可以在这里立足，而且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正是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共代表的革命文化才得以在上海蓬然兴起，并成为上海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活跃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曾是秘密联络站

开埠后，上海逐步建立起来的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和多元文化的格局为中共在上海创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正是借助这个空间，上海才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最主要的场域。

中共创建后，自1921年到1933年的12年间，中央局设在上海，说明上海是早期中共活动最重要的一个场所。为什么早期的中共领导人这么看重上海，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依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上海拥有发达的传媒网络。这一点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身份、职业构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早期党员中，几乎清一色是媒体人，因此特别强调宣传的重要性。早期共产党人曾说过：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枪。因为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能够倚仗就只有宣传。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新青年社成立后，先后参加党组织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几乎全部都具有编辑身份和报刊的编辑经历。

中共成立之前就自觉建立自己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8月，《劳动界》创刊，同年还成立了新青年社，负责党刊和相关书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同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改为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11月又秘密创办了《共产党》月刊。1921年，中共成立后，马上又设立了人民出版社，随后该社在《新青年》上发表通告，要翻译出版共产党的经典读物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

李达曾提到：宣传主义最好莫若利用资产阶级的报纸，光靠我们自己创办的媒体是不够的。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农村的工人和农民都会看，这些报纸本身在读者中已经建立了信誉，因此宣传的内容也比较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在中共成立之前，早期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利用上海的报刊书局传播马克思主义。像《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改造》这些报刊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除了利用报刊之外，当时的共产党人利用书局、借助书局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我曾统计过在1920年到1921年中共创建前后这段时间里，商务出版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就有20种。

商务印书馆本来想请胡适主编一套名为“常识”的丛书，胡适开了一个拟出书单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元济。张元济看后觉得还应该再加一本《布尔什维克主义》。张元济本人并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大家都很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以他觉得要对这方面的讯息做系统介绍。

当然，中共早期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场域，也是历经艰难的。譬如法租界巡捕房就一直对中共行动实施监视。因此他们要不断地换地方，掩饰自己的身份，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秘密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共这段历史为什么这么困难的原因。

沈雁冰。

在这种形势下，商务印书馆就曾成为中共中央跟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联系的一个秘密的据点和联络站。而这个联络站的核心就是沈雁冰（茅盾）。

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大中型城市都建有自己的分支机构，销售网点达一千多个，甚至是在旧金山、纽约都有经销点。沈雁冰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主编后，就利用这种身份跟全国的作者联系。全国各地的党组织跟党中央联系，首先找沈雁冰，然后再由沈雁冰报告党中央，这样秘密的联络都是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完成的。

1933年中央撤出上海之后，到了苏区后也没有放弃这一块，因为很多国际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通过上海向内地传播，而传播理论的著作也要在上海生产再通过隐蔽渠道输送到内地。

1927年到1937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活动基本上全都转为地下了，直到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中共才又从地下状态转为公开，上海再度成为“共产读物”的生产基地和传播基地。

海派文化有三大特质

上海的多元文化格局和发达的传媒网络，与海派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开新三大特质密切相关。

开放是海派文化的第一大特质，也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重要的传统。以前很多人把上海的开放直接等同于开埠，其实不完全正确。早在开埠之前上海实际上已经局部开放，并不全然闭关自守。

康熙和雍正年间都曾经开放海禁，跟外国人做生意。当然，上海全方位开放是开埠以后的事情。这种开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国人可以到上海租地建屋、贸易经商，更重要的是它确立的一整套体制，确保这种开放是可持续的。

开放，不但使上海快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而且使上海成为连接中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没有开放的格局，海派文化不可能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

与开放相关，海派文化的第二大特质是包容。

开放与包容互为表里，因为开放，所以包容。因为开放，上海成为世界各国侨民的汇聚之地，他们带来的各种异质文化在这里竞争、发展、交融。因为包容，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思潮、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这种多元的文化格局所造成的一种包容精神在中国其他的城市是很罕见的。

海派文化的第三大特质，我认为是“开新”。这里不用“创新”而用“开新”，是因为开新的本义就是别开生面，即在中国文化的既有格局中开出另外一种新局。中国的文化深受政治影响，海派文化则是靠市场发展起来的。而要占领市场就必须得别开生面，在既有的文化中开出新的东西来。

开放，包容，开新，三者互为表里，由此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以及在这种格局中建立起来的覆盖全国乃至整个东亚的知识传播网络和连接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共在上海的创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正是依托这个空间，上海成为中共的创建之地和早期活动的首要场域。

（文内图片来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