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过年那天，主席就一直在笑。”

这是自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厨师长达22年的程汝明，对除夕夜的最深印象。

作为“主席家”的掌灶人，关于毛泽东年夜饭的轶事，程汝明也知道不少。他曾回忆，“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下令不准再做肉菜。为保证健康，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肉。没过多久，“大饼”的事就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从青年到老年，从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春节有许多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折射出他的伟大品格，值此新春佳节之际，上观新闻进行了梳理。

打欠条收集百姓食物过年

1929年至1934年期间，毛泽东在江西度过了6个春节。1929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了瑞金北陲之外的大柏地，战士身上只穿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这年的春节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到来了。

据相关史料记载，部队到达瑞金一个叫前村的村子时，在该村王家祠堂歇息住了下来。毛泽东想要弄点酒菜犒劳战士，于是找来了朱德，朱德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军需处长范树德，让其想办法让全体战士吃上一顿年夜饭。一番商议后，范树德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借食物，食物全部过秤登记。毛泽东和战士们这才吃上了一顿年饭。

大年初一那天，一伙敌对势力追到了瑞金前村，闯入了红军的包围圈，被毛泽东所领导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同年5月，从闽西回来的红四军路过大柏地时，向前村的群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还款，群众们高兴地说：“红军说话算数。”

向伤员捐出自己的年夜饭

1935年大年三十，中央红军前进至东南与贵州赤水、生机两地毗邻，西与云南水潦紧接，被称“鸡鸣三省”之地的石厢子村。红军在相对比较富庶的土城筹集了不少食物，到石厢子后又没收了当地民愤极大的两家土豪的粮食、财物和年货。这些东西先由穷苦乡亲分享，之后没收委员会再根据需求分配。

专门负责军委首长伙食的军委三科炊事班做出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油亮亮的腊肉、肥瘦相间的红烧肉、水卤的大肠……做好后分送到各位领导人住处。

住在肖有思家的毛主席分到一碗红烧肉、一碗米酒和几个辣椒。但毛泽东舍不得吃，大年初一，他与其他领导一起去看望伤病员，捐出了发给自己的年夜饭。

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的每个春节，毛泽东都要在枣园小礼堂请村里老乡吃饭，老乡也都会携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吃饭时摆上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桌上无非是些家常菜。毛泽东给大家敬酒时总说：“大家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做客！”于是家家都把家里打扫干净，等着毛主席光临。但每次毛泽东去各家拜年总是来去匆匆，不吃饭更不喝酒。

在延安期间，每逢春节，中央机关都要开展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比如团拜、舞会、演戏、扭秧歌等。 1941年春节，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也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而老乡们都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于是，毛泽东便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也跟着毛泽东到后面。老乡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

宴请溥仪并赠送稿费

1962年春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并邀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孝范作陪，地点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故意神秘：“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

此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笑着说：“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 ”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两年后的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党中央有关领导及党外人士章士钊等人在场。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做过他们的老百姓。 ”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 ”

毛泽东接话说：“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感动至极，表示盛情可领，钱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经章士钊一再劝说，他只好收下了。溥仪激动万分，当即口占一诗曰：“欣逢春雨获新生，倾海难尽党重恩。 ”载涛接到毛泽东赠送的修房款后，激动得泣不成声，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下谢函。

连续10年大年初二“还债”

1920年，毛泽东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章士钊，章士钊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1963年，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元。”

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几天之后，毛主席派秘书送上第一个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传话微笑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秘书送来两千元，直到1972年，累计送满2万元。

1973年春节后不久，毛主席又提出：“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本文综合自人民网、新华网、《文史参考》、中国网、人民政协报、江西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