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苏浙哪个城市对上海的影响最大，无疑不是苏州就是宁波。这可从上海话的组成中加以辨别。如上海人自称是“阿拉”，就是典型的宁波话，也成了上海话的标志性符号。

小时候，弄堂里邻居家有些是宁波人，这使石库门弄堂常飘着他们家自己腌制的臭冬瓜、咸黄鱼、黄泥螺、臭乳腐等食品味道。有同学祖母是宁波人，总见她满弄堂追着孙子端着饭碗大声叫着：“屈呐！屈呐！（意即吃啊，吃啊）”。记得那时到春节才能吃到宁波汤团，那芝麻香味至今难忘。这是充满烟火气的上海弄堂生活。

我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我熟悉的宁波人不少，有邻居好友，有发小同窗，也有文化名人。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就是宁波余姚人。10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宁波，就因读过他的《风雨天一阁》，就急着去找那幢古老的明代藏书楼，想感受一下那里深厚的历史文化。那天细雨绵绵，满地落叶。我在花园里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细细品味，唯恐走得重了快了，会有悖于这里浓郁的书卷气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一位与余秋雨同年龄的上海文化名人是陈逸飞。他与余秋雨一样，也是1946年出生于宁波。我与这位温文儒雅、激情洋溢的著名画家也有过一些交往，谈的多是艺术。有一次，他约我去花园饭店谈一部影视片的创作。见面交谈时，他竟然谈起我家，兴奋地说：“还记得吗？我去过你家，你家有一个有老虎窗的阁楼书房，四壁满满的都是书。”我一下纳闷了，他能把我家的书房说得一清二楚，难道他真的来过我家？回到家，我把这一纳闷对太太说了。太太笑道，肯定是你把我家这阁楼书房对他说得十分详尽，竟然让画家把自己的丰富联想当作真实了。

由于余秋雨与陈逸飞，在我记忆中，宁波一直是个人杰地灵、名人荟萃之地。

以往，我印象中的宁波，很大程度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宁波人组成的。直到2016年，我作为中国长江韬奋奖的获得者，应宁波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邀请前去讲课，讲课空隙，我有机会去雪窦山看看，去奉化老街转转，宁波在我眼中这才变得更加具象、生动，鲜活。在老外滩，甬江、奉化江和余姚江三江汇流，江涛浩浩令人心生震撼。沿江大批的老建筑散发着历史文化的巨大魅力，重现了当年商贾云集、轮船来往的繁华景象。尤其令人欣喜的是，这里还有老上海人十分熟悉的“弹格路”。

宁波的老外滩让我想起了宁波与上海相近的百年历史。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和广州、厦门、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同时开埠，各国商人蜂拥而至，千帆汇聚，上海和宁波两地的外滩也应运而生。只是后来，黄浦江畔的上海口岸迅速崛起，上海外滩的知名度无疑更高。也许正是这一点，上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宁波人离开了家乡，他们坐着海轮前来闯荡上海滩，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贡献。有资料显示，上海开埠后，宁波帮在上海做生意的人最强也是最多的，占了上海工商界的七成，并至少创造了50个“第一”。状元楼、鸿运楼等，都是沪上久负盛名的甬帮菜馆，市场上到处回响着“阿拉”的声音。久而久之，在移民汇聚的大上海，都流行称自己为“阿拉”了。

宁波与上海虽为一水之隔，但与苏锡常和杭嘉湖相比，两地陆地距离更为遥远。但一句“阿拉”、两个外滩，把这两座隔着杭州湾相望的城市紧紧联在了一起。宁波，既深刻地影响了上海这座城市，也极大地影响了上海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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