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宁波，隔杭州湾相望，且两地同属吴越文化圈。宁波人之于上海，有着较为特殊的意义，不仅象征着“创新、进取”的特质，许多上海人家的“宁波亲眷”也在无形中透溢着亲和感，可以说两地有着浓厚的“亲缘关系”。

“到上海去”：两地的亲缘关系

上海百年多的发展历程中留存着太多宁波人的流风遗韵。早在上海开埠前，就有许多宁波人到上海经商从业。康熙年间海禁废弛后，沿海贸易及江南的商品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海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逐步成为当时南北之间、沿海与腹地之间商品流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有不少宁波人到上海谋生、从商。此时旅沪宁波人所从事的行业已广伸至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渔盐、药材、南北货等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

清朝嘉庆二年（1797年）四明公所成立，这是旅沪宁波商人钱随、费元圭、王忠烈等人出于联络桑梓情谊、互帮互助的目的，在上海创建的同乡团体。四明公所最主要的活动是为同乡办理寄柩，推行善举，在近代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1874年、1898年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是上海人民自发反抗殖民者暴行的斗争，成为“近世中国历史上政治罢工以抑制外力的嚆矢”，也使旅沪宁波人以“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名扬海内外。

上海开埠后，到上海的宁波人更是“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在上海，宁波人既有从事新式商业，也有投资近代民族工业者。据《鄞县志》记载：“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以地当商埠，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焉。”

1852年宁波人邵氏在吴淞路创办了邵万兴南货店，后迁移至南京路上，改名“邵万生”南货号。

同时许多下层百姓到上海谋生，他们有的在企业中做工，如江南制造局中，“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上海纱厂“技术人员及汽缸工则多为广东或宁波人”。也有的在外轮上当船员、杂工，还有的专给洋人做西服，称为“红帮裁缝”，在上海学生意、当学徒的宁波人更是不可数计。《海关报告》中对上海各业从业人员概况描述：“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势力发展到盛极之时。他们以成立于1911年的新型同乡团体宁波旅沪同乡会为核心，发挥其擅长经商的才能和优势，逐渐渗透到上海经济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五金、新药业、颜料等行业，基本上由宁波人控制，在上海金融、航运业中，宁波人更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要之上海本国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

据研究者对1936年前上海238家民族资本工厂创办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就有近50余家，约占25%。“人口的增加意味着有更多的智力可供使用”，近代上海的崛起正是得益于大量宁波人及各方移民的辛勤劳作。

敬恭桑梓：对家乡故土的反哺

鸦片战争后，上海和宁波本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宁波在开埠前及开埠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外商心目中“一个令人神往的获利源泉”。有一位东印度公司的使者曾在其日记中对宁波极尽夸赞之能事，谓宁波的人口和幅员都是“欧洲产品的现成市场”，其“房屋建筑的整齐华丽，以及商业声誉的无与伦比，在中国可称首屈一指”。但由于上海开埠后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租界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成为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多功能经济中心。

在上海经济贸易的强辐射圈内，宁波原先的贸易优势逐渐消褪，港口功能单一，辐射力不强，变成了为上海这个贸易中心起辅助作用的“运输中心”。它的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90％由上海转运，仅1936年上海输出到宁波的货值就占其埠际贸易总额的84．9％，输出至上海的货值占其埠际贸易输出总值的93．1％。鉴于此，大批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营商的上海，开辟更广阔的市场。

但这种“甬消沪长”的现象并不具有悲剧色彩，相反，这恰恰是宁波人识见和魄力的显现，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曼指出的：“宁波商人离乡背井寻找新的市场和放弃宁波作为一个繁荣的外贸港口的目的，正是为了要保持那样的繁荣……他们将宁波的繁荣寄托在经营另一个地方的基础之上，从而在两个据点而不是从一个据点取得利润。”大批的宁波商人纷纷前往更适于创业经商的上海，他们极大地推助了上海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又本着“敬恭桑梓”之心意，反哺“生养于斯”的家乡故土。

1887年，著名的旅沪宁波商人严信厚与周晋箴等人在宁波开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这是宁波的第一家近代企业，而且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企业之一，以后通久源纱厂、通久源面粉厂等在严信厚等人的主持下，相继成立；浙东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永耀电力公司也是周仰山、虞洽卿、刘鸿生等旅沪甬商在宁波创建的。此后办厂之风相继迭起，对于宁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

同时，许多旅沪甬商以身家资财倾力办学的事迹广为传诵，仅就镇海一地而言，“五金大王”叶澄衷晚岁立志捐资创办的叶氏义塾，以教育成就卓著、办学独具特色而享誉社会；叶氏义塾以后发展为中兴学校、中兴学堂、中兴小学，亦以人才辈出而誉播四方，从“中兴”走出了一大批饮誉海内外的商界巨子，如包玉刚、邵逸夫、叶庚年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长三角”成为各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特别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拉近了上海、宁波两地的距离。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开启新征程，沪甬两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宁波等长三角城市固然需要与上海的接轨，以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大程度地增进参与世界经济竞争发展的深度、广度、力度，而另一方面，上海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更需要与宁波等其他城市形成互补互惠、互动互助的关系，只有沪甬等长三角核心城市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真正实现深层次、全方位、多维度的“高质量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创新发展才能为中国经济铸就更加辉煌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