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宣读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10名国际友人获得表彰。为什么是这10人，他们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哪些贡献，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逐一为您介绍。

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   阿兰·梅里埃

阿兰·梅里埃（Alain Merieux），毕业于里昂医学院，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

阿兰·梅里埃的父亲马塞尔·梅里埃是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的实验室助手，于1897年创立梅里埃研究所。1963年，阿兰创立了生物梅里埃公司，从事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等疾病的传染性疾病诊断。

早在1965年，香黛尔·梅里埃（阿兰·梅里埃的夫人）的父亲保罗·贝利埃就在北京展出贝利埃卡车，开始了与中国的往来，也成为对华技术转让的第一人。

1978年，阿兰·梅里埃第一次来到中国，推介梅里埃研究院研发的人体和兽用疫苗。从此，梅里埃旗下各个企业、梅里埃基金会与中国悠久的友谊拉开了序幕。初期，梅里埃与中国的合作仅涉及疫苗，自1994年起，逐步扩展到医疗诊断、免疫、食品安全控制和传染病防治等领域。 阿兰·梅里埃还积极推动与上海的科学和经济合作。从1986年起的12年间，他与中国有关方面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促成了罗纳—阿尔卑斯大区企业国际发展协会上海代表处的成立和两地间学术交流的开展。

1997年，生物梅里埃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在北京成立，秉承梅里埃家族“在中国，为中国，与中国”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在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公司依靠自主科技创新和研发，始终致力于向中国市场提供先进的医疗和工业用途的体外诊断产品及解决方案。2011年，生物梅里埃上海浦东的新基地建成，占地30亩，成为全球范围内继法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基地。目前梅里埃中国已经建立研发团队，进行全产品线的转化和研发。

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 威尔纳·格里希

威尔纳·格里希（Werner Gerich，1919～2003），德国专家，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

担任厂长期间，格里希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

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武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1986年11月，格里希离任。1987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格里希受聘为武汉大学荣誉教授。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2000年6月，年届80高龄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武汉的变化让他欣喜不已，他对朋友说：我希望死后能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

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 克劳斯·施瓦布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1938年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后加入瑞士籍。他于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担任论坛主席，由于论坛年会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召开，故也称“达沃斯年会”。此外，他还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论坛和中国的联系，早已经开始。从达沃斯到北京，有近8000公里的飞行距离，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施瓦布就向刚刚宣誓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1979年，施瓦布早早率代表团访华，与当时的国家计委建立了合作关系。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开始在北京举办年度“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并一直延续下来。说起为何要这么快联系中国，施瓦布表示，他一直认为，世界的未来并不仅仅是由全球500强企业决定的，那些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将会是未来新的领军者，“而中国，自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

其后，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不但中国的企业精英不断出席论坛年会，国家领导人也频频亮相。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最顶级论坛上，中国的分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现在，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而这个论坛组织在全球除了日内瓦之外，设了两个办事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

在每年的冬季年会后，世界经济论坛又开始在夏天举办年会，地点则始终放在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把目光投向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而中国已成为新领军者之一。”他断言，“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完全可以肩负起更多的全球责任。”

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松下幸之助

松下幸之助（1894年—1989年），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他是最早引起中国公众关注的日本企业家，他所创办的松下电器，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之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大阪，邓小平一行冒着细雨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已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就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翌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期间，邓小平同松下幸之助会见了两次，松下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企业管理问题以及如何同外国进行技术合作和合资经营等问题提出了坦率的建议。邓小平请松下幸之助帮助中国改造电子工业。松下提出由日本电子工业界联合起来帮助中国发展电子工业的宏大计划，这个构想得到邓小平的赞同。

但由于日本电子业界竞争激烈，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尤其对合资经营缺乏信心，松下提出的构想未能启动。为此，松下幸之助再次访华，表示松下电器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愿为合资合营企业树立一个典范。虽然日本电子业界联合起来同中国合作一事没有办成，但日本电子工业联合会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中国委员会，利用日本政府贷款，支援中国老厂改造。松下电器公司先后对中国企业提供的技术合作项目有160多个，也为中国电子工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为落实松下幸之助关于建立一个样板式合资企业的指示，松下电器公司社长多次访华，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同北京市有关单位合作成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双方投资规模达到248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此后，以松下为代表的日本电子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家电市场。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1910年—1980年）日本政治家。第68、69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自1960年起在历届内阁中任官房长官、外务、通产、大藏大臣等职。1972年随田中角荣访华，积极促进中日恢复邦交。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鉴于这种情况，大平在佐藤内阁末期提出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担任田中内阁外相后，他协助首相田中角荣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进程，和田中一起访问了中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并以外相身份发表讲话，日中邦交的恢复意味者日台条约的废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和“日中航空协定”。

1979年12月初，他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行程。在这次访问中，大平会见了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越南、柬埔寨和伊朗形式和对苏关系，就日中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到与大平正芳关于小康目标的这次谈话。1984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1988年8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谈到小康目标提出的来龙去脉时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正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发表了《迈向新世纪的日中关系----寻求深度和广度》的演说，赞颂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强调日中关系的重要意义，表示日本对中国四化建设将积极配合。展望日中关系前景，他表示确信，尽管“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很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都能回顾双方2000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掉互相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位两国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自豪。”

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李光耀

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2015年），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新加坡最高领导人、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立法议会（1965年12月改称国会）议员、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总理公署高级部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内阁资政（总理公署），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早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发前夕，邓小平就曾去新加坡考察，学习了新加坡发展经济和治理国家的经验。上世纪90年代，李光耀退居二线，但仍然在推动中新的第二轮合作，即新加坡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了苏州工业园区，由此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并进一步拉动了长三角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创了国家经济合作新模式。

而在本世纪初，李光耀又推动了中新第三轮合作，建立了一种更加环保、更具生态意义的经济模式，在天津建立了新加坡生态工业园区，将新的生态经济模式引入中国。同时，在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还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促成了东南亚与中国的合作，也推动了东盟和东北亚的合作。

我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推动者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1920.7.17－2010.4.21），西班牙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他曾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长达21年，任内成功推动奥运会商业化，让国际奥委会脱离财政危机。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他亲手颁发中国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他长期关心和支持中国的体育事业，为中国1979年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作出重大帮助。

1978年春，肩负着让中国早日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使命的萨马兰奇，作为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首次访问中国。次年在国际奥委会第八次全会上，萨马兰奇向委员们介绍了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同时呼吁：“应尽一切努力，使中国尽快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来。”同年10月25日，经过国际奥委会第六任主席基拉宁、萨马兰奇等人的轮番游说和多方努力，国奥会执委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1982年3月，萨马兰奇第二次访华，这是他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对中国的首次访问，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动员中国参加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洛杉矶见证了中国奥运第一金，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那年10月，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的萨马兰奇，第一次向邓小平提起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可能性。

1997年，萨马兰奇应邀到上海出席中国第八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后他说：“在我任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犯了两个错误，一是1996年奥运百年华诞没有回到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二是2000年跨世纪奥运会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第一个错误我们已经纠正了，希望在我离任前，能够纠正第二个错误。”此前一个月，萨马兰奇第四次连任，在他看来，2001年任期结束时，如果能宣布2008年奥运会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将是他2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生涯最为圆满的句号。

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22时10分，萨马兰奇缓缓打开装有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信封，“获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是——北京”。这句简短的英语，这段一个人的画面，令萨马兰奇永载中国史册，也成为记录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重要符号。

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斯蒂芬·佩里

斯蒂芬·佩里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48家集团俱乐部拥有600多名中英两国个人或机构成员，涵盖商业、文化、外交、学术等多个领域。集团以“平等互利”为信条，向所有致力于积极建设中英关系的人开放，并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

佩里的父亲杰克·佩里被誉为英中关系的“破冰者”。1953年，时任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的老佩里和其他15名英国工商界代表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访问北京。这次“破冰之旅”开启了最早的贸易对话。翌年以老佩里为首的48名英国商界人士访问中国，这是“英中贸易48家集团”的前身。

1991年，该集团改名为“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多年以来，48家集团在改善中国与西方关系，尤其是中英关系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破冰者”，佩里认为自己承担的任务是帮助西方政府、商界和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策和文化。同时，也帮助中国了解世界。”

2008年，48家集团俱乐部成立“青年破冰者”组织，旨在促进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佩里的儿子——与老佩里同名的杰克·佩里是“青年破冰者”组织的创始主席之一。

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　莫里斯·格林伯格

莫利斯·格林伯格是美国史带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国际集团(AIG)原总裁，被称为美国保险业的“活化石”。1975年，他代表AIG公司在北京与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使AIG成为与中国合作的首家美国保险机构。自此之后，他每年至少访问中国一次。

1992年，AIG在上海设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取得了第一张中国授予外国公司的保险营业执照。格林伯格旗下各个机构为中国公司提供培训，向其传授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承保经验技术，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启蒙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伯格是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首任主席。1989年秋天，应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邀请，格林伯格担任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首任主席。担任上海国际高参30年，格林伯格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提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　罗伯特·库恩

库恩是当今少数能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学者之一。

据中国日报对罗伯特•库恩的描述，他是美国国际企业战略专家，为跨国企业的中国业务提供咨询服务。他也是中国领导人的资深顾问，著有《中国领导人怎么想》，并在BBC，CNN，中央电视台，CNBC和彭博新闻社担任评论员。

库恩曾采访过十多位中共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欣赏中共的责任感、深谋远虑，以及对国家发展目标的不懈追求”，他每年超过1/3的时间待在中国，他到各地调研，也不断接触中国的各级官员。他希望能把一个“复杂”的中国客观真实地介绍给世界读者。

他还出了几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讲述中国改革开放故事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以及介绍中国领导人思想的《中国领导人是如何思考的》在西方读者中引起关注。在他的《走近中国》栏目中，专门制作了一个《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组织和管理等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