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个日夜的坚守】

本报老记者 郭昌熹 口述   本报记者 吴越 整理
   

1978年，有关建设宝钢的消息时刻牵动着上海人民以及全国人民的心。作为我国第一座具有七十年代先进技术水平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宝钢是举国上下一心一意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愿望的一个集中体现，它的动工标志着我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那年春天，宝钢在宝山月浦地区选定厂址，宝钢指挥部也从人民广场迁入原来一所滑翔机学校的旧校址进行办公。为了报道好这一重大工程，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同志在当年3月30日的编前会上宣布成立《解放日报》宝钢记者站，派我和另一名同志进驻宝钢，投入全部精力进行报道。
   

也是从那个春天起，我亲历了宝钢筹备建设到正式动工的全过程。应该说，这篇2325字的报道能够顺利推出，离不开之前数百个驻守在宝钢采访的日日夜夜。
   

那时，我们借住在长江边的一栋民房里，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指挥部了解最新的指示和工程进展，随后下到基层了解情况。当年中共上海市委批复同意的宝钢建设用地有11581亩，占地很大，虽然内部开通了一条主要干线，但深入到各个工程点还没有正式的路。每天，我们都要在稻田中穿梭。一天采访下来，来回就是十几里路，常常是下午一两点才回到指挥部大食堂，错过午饭，只好买几个馒头充饥。
   

为了更准确地报道宝钢建设的新动态，我提前翻阅了相关资料，把我国当时钢铁行业的一些数据以及宝钢建成后的几大特点和意义整理后抄录在笔记本上。当时，我还去档案馆查阅了宝山县志，了解当地的历史，并把厂区所在的长江口的地图简单地绘制在本子上。这些碎片式的积累也为后来这篇报道提供了翔实的素材。
   

虽然我是钢铁厂出身，在报社工交部（经济部前身）跑工业新闻，但在宝钢的建设工地上，每每见到那些现代化的新设备和新技术还是非常震撼，觉得开了眼界。在那个年代，能够明确提出虚心学习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经验，“使外国的先进经验在宝钢开花结果”，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不论是在高炉工地、转炉工地还是焦炉工地采访，我们都能看到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线工人刻苦学习、奋战的身影。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冶金建设战线职工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坚守在宝钢的土地上，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参与了一个工厂的建设，更是参与了一个时代的建设。

【春江水暖鸭先知】

本报老记者 干谷 口述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整理

社会风气有任何涌动，记者总是最先捕捉变化的人。1980年，久违的色彩开始出现在上海街头。作为记者，我们比所有人都敏锐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上海是一座有着工商业传统的城市。虽然非常时期，一切工商业个体户都被禁止。但改革开放后，他们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弄堂口，有理发的摊头，平日坐在家里，能听到修剪刀磨刀的小贩一路穿街走巷，一路扬声吆喝。他们的存在，体现了藏于民间的商业活力。犹如野火烧不尽的小草，春风吹又生。
   

过去报道这些人物是很敏感犯忌的，他们未经注册，只是隐秘地存在于城中。采写他们也可能冒着“宣扬资本主义”的危险。但现在，他们体现了时代新风的方向。选题会上，在领导的安排统筹下，我们决定重点采写上海街头的个体户。
   

当时我们跑商业条线的记者，都和各个区的财贸办公室有联系。经过与他们沟通，最后选择了摆渡口的修车户、闸北的裁缝个体户、修棕棚人和长宁区生产铅丝制品的个体户四个人，摄影记者毕品富又拍摄了在浦东和黄浦区的三位个体户。他们不一定是个体户中的代表人物，但他们折射了这一群体的精神和风貌。
   

改革开放带来的大事很多，但对居民产生影响的变化，有时就蕴含在这些小事、小人物、身边的线索中。比如过去照相店的摄影师不敢给顾客好好拍照，以免被人说突出了“资产阶级审美”，但现在他们都有了干劲，钻研技术、布光、道具等等。久违的旗袍、口红和婚纱都出现了。我在采访理发店的时候，师傅们还热情邀请我也烫了头发。
   

这对我们的报道也产生了改变。过去我们的商业报道集中在六局一行（工商局、商业一局、二局、粮食局、水产局、外贸局和人民银行）的业务性活动中，很官方。但后来《解放日报》在同城媒体中率先开设了《周末特写》（后归入《上海市场》）栏目，专门写上海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地方，报道百年老店等，报道了上海第一次有旅行社出现，带游客去无锡看梅花。采写形式和采写文风都随之变革。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因为一定会有人指责说你们“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但现在，禁忌被打破了，读者很欢迎，这说明了民心所向。

【想不到的上交所】

本报记者 张杨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时任解放日报记者的时赛珠老师详细报道了当时的盛况，气派的交易大厅，先进的电脑，忙碌的“红马甲”，都让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
   

这篇报道让如今负责上交所条线的我感慨不已，因为28年的时光，让上交所已近而立之年，它与当年“初出茅庐”的模样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当时刚刚开始接触电脑交易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热热闹闹的交易场景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投资者们已经不再需要“红马甲”的帮助，只要通过自己手中的手机和电脑，就能快速便捷地完成所有的买卖操作。
   

当时赞叹交易大厅气派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上交所未来的成绩单更加气派。开业当天成交总金额1000多万元的93笔业务，与现在上交所的交易数字相比，显然已是小儿科。截至2018年11月底，共有1449家公司在上交所上市，股票总市值高达27.9万亿元，当年单日最高成交额已经达到了3197.75亿元。目前，上交所股票市场各项主要指标都已经跻身全球主要交易所前列。

当时只知道“老八股”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现在的上交所已经成为拥有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等多个交易品种的综合交易所。截至2018年11月底，债券挂牌数11804只，托管量8.1万亿元。基金挂牌总数230只，总市值5037亿元。股票期权新增挂牌交易合约数392个，当年合约成交量2.9亿张。
   

当时觉得证券还是“新玩意”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上交所创新的动作接连不断。ABS（资产证券化）、绿色债券、ETF（交易所交易基金）、股票期权……一个个新颖的名词不断涌现和普及。而即将到来的科创板和注册制试点，又将是上交所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创新。
   

当时只能买卖大陆市场股票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开放的步伐会如此之快。随着“沪港通”的推出，大陆与香港的证券市场终于实现了互联互通。而上交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沪伦通”，也已箭在弦上。上证指数更是先后被国际知名的MSCI明晟指数和富时指数纳入，真正融入了国际市场。
   

虽然，当时的人们想不到今天中国证券市场的样子，但他们仍然凭借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迈出了意义重大的第一步，为中国证券市场闯出了一条新路，也为后来中国金融人在国际上的追赶超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拓者们，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想象未来的机会。

【攀登，众志成桥】

原本报记者 陈启甸 口述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整理

颤颤巍巍，兴奋又紧张———1991年6月的一天，作为一名记者，我第一次爬上了建设中的南浦大桥桥塔。被称为“顶梁柱”的桥塔高154米，相当于50层大楼的高度，即使有保护措施、也有施工人员前后护送，我的内心仍不免“发虚”。
   

当我登上桥塔俯瞰这座刚刚合龙的大桥，终于真正感受到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壮阔：上海数代人沟通黄浦江两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兴奋！自豪！不过，相比于黄浦江上海市区段架桥梦想的实现，这座世纪之桥更深层次的意义，我是后来才感知到的。
   

虽说进入报社已五年多，但接到如此重大的报道任务还是第一次。一天，领导交给我和邱怀友前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南浦大桥工程建设的采写报道。我高兴又忐忑。老邱是部里的资深记者，老成持重，无论采访什么人、需要什么素材、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有办法，有他在，我总能安心。
   

很快，按照领导的部署，四篇长通讯的主题确定下来：《世纪之桥》《神州第一桥》《建设者的丰碑》《众志成桥》，从宏观意义、技术突破、建设者、市民的角度构成这组南浦大桥工程建设的纪实报道。
   

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一月有余，工地成了我和老邱最常出现的地方。和工人们围坐在工地上，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的场景成为我最深刻的记忆。我也还记得每次采访结束，我们总要钻进图书馆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或向相关专家请教；还记得桥梁大师林元培的胸有成竹、挥斥方遒，大桥工程总指挥朱志豪的处变不惊、泰然自若；还记得建设者的攻坚克难、无私奉献，市民们的殷殷期盼、鼎力支持……资料积累了厚厚几叠，采访笔记记了好几个本子。在领导的运筹帷幄下，又经过几番讨论、斟酌取舍，我们终于交出了答卷———一组4篇，共计1.5万余字的长篇通讯报道。
   

在那一个多月的采访里，我又无数次地爬上桥塔俯瞰南浦大桥、远眺黄浦江两岸风光无限，这座大桥之于浦东、之于上海、之于整个中国的伟大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行进而更显不凡，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温暖的感恩】

原本报记者 郑红

今日的新闻，明日的旧闻……但，旧闻，总有人会看。
   

1998年1月13日，上海市棉纺压锭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明确全市纺织“压锭战”即将打响，并公布全年压锭目标68.2万锭。消息两天后见于《解放日报》一版，全市震动。
   

十天之后，1998年1月23日，贯彻国务院“压锭、减人、增效”战略的第一锤，在中国最古老的机器纺织企业上海申新纺织第九厂（简称申新九厂）敲响，重达600吨的5.5万纱锭被送进炼钢炉。
   

……
   

而就在重温旧闻，回望历史的刹那追忆中，又因为记者这份职业的特殊性———目击者、倾听者、记录者的角色存在，更在内心催化出一股温暖的感恩。
   

我是那么幸运，能成为一段历史变革的见证者之一。上海纺织工业改革转型的历程，无形之中成为我历练职业素养的大平台。
   

应该是1996年10月左右吧，报社领导、部门领导决定让我跑纺织工业条线，对于一个刚进报社一年多的大学生来说，在当时人才济济前辈赫赫的解放日报，能很快“跑条线”是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但仅仅一个多月后，我开始慢慢琢磨出了这一条线背后所寄托的信任。因为刚接手时恰逢上海服装文化节，多见T台热闹华丽，不久之后，当踏进当时的上海纺织工业局、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当开始走访各爿棉纺厂、毛纺厂……发现上上下下言语间都难掩沉重。听集团公司领导忆辉煌说变革，到基层企业听员工谈心声，甚至跟着一些厂长出差跑市场，我也很快从不谙世事的好奇者，转变为身处其间的感同身受者。
   

更为幸运的是，我结识了上海纺织系统中一大批为了产业结构调整，为了上海改革发展，而成全于一段“悲壮”的奉献者和探索者。犹记压锭锤响，多少纺织工人抱头痛哭；犹想“空嫂”上天，多少纺织人骄傲地奔走相告；更记时常驻足的创意园区，恰曾是机声隆隆的织布厂……
   

历史的嬗变，往往有着潜移默化的累积效应。当上世纪90年代初，纺织业在上海工业中的龙头地位被汽车业一举取代，曾拥有55万职工的纺织业，其大调整便注定不可逆转；而到1999年底，上海纺织需要减员的数字是35万。
   

壮士断腕，在这场改革的大潮中，上海纺织人所展现的勇气、能力、智慧，值得每一个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我们，感恩！铭记！思考！

【见证国家超级工程】

本报记者 张奕

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城市建设领域报道的记者，洋山深水港工程，无疑是我记者生涯中亲历的头号“超级工程”。
   

20多年来，我们有幸见证了洋山深水港从无到有，上海一步步向国际航运中心迈进的过程。
   

《国家战略———聚焦洋山深水港》一稿，由时任《解放日报》经济部副主任傅贤伟牵头，时任《解放日报》经济部记者的我和时任《解放日报》国内部记者谭新政共同采写完成。此文发表于洋山港区、东海大桥、海港新城全面投入建设之时，事实上，采访早在一年多前就全面开始。
   

采访中我们获悉，洋山深水港工程在前期论证中，曾有过不同意见。意见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上海的集装箱箱量能否快速增长，如果没有快速增长，洋山港就会能量放空；其次，我国已经在实施长江口航道整治，长江口航道疏浚加深后，还有没有必要在外海建港；其三，小洋山的地理条件复杂，离陆地又比较远，在工程技术上是否可行，如果造桥，在经济上又是否合算？
   

在长达近六年的前期论证中，国家有关部门展开了细致深入的论证。我们看到了大量厚厚的论证报告，有一组数据令我们震惊：来自130多家专业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完成专题研究200多项，总重量达2吨，可以整整装满一个标准集装箱。参加专题成果评审和咨询的知名专家900多人次，其中两院院士近百位。各方论证的结果是，无论从国际港口竞争态势看，还是从上海航运自身发展的需要看，加快建设洋山深水港都是刻不容缓的。
   

国家战略的实施，又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
   

我们无数次感受到浙江、江苏等兄弟省市，乃至全国对上海的支持。我们也无数次惊叹于建设者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2002年，洋山港区刚刚开始建设的时候，东海大桥同步建设中，建设者们只能通过船只往返。海面风急浪高，纵然是五大三粗的汉子，也经常因为晕船而吐得天翻地覆。当时，洋山岛上的淡水都是从大陆运上去的，连浇筑混凝土的水也是如此，所以淡水在岛上特别珍贵，所有人员生活所需淡水，都是定量供应。但是，建设精英们，顶住了艰难困苦，工程进度全部处于受控状态，创下了工程建设上的众多“第一”……
   

见证国家战略，见证超级工程，我们深感荣幸，我们责无旁贷！

【上海世博会，不曾落幕】

本报记者 徐蒙

从2008年到2010年，作为世博记者，我与上海世博会结缘两年。又是八年过去，再深刻的记忆也总有些模糊，但身处上海，仍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世博印记。
   

2008年，第一次参与世博报道，是跟随上海世博会组织者赴日韩推广。巧合的是，就在本月，恰逢2020年迪拜世博会的组织方来到上海进行推广。时间过去了十年，从迪拜工作人员的脸上，看到了和我们当年似曾相识的情绪。
   

十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全球上百个国家来参展，有些国家处于战火中，但即便如此都没有阻止它们参与世博会的脚步。参与方越过意识形态、民族宗教、军事冲突，聚焦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商对策。
   

随后在上海，我见证了世博园区从无到有。第一次坐着摇摇晃晃的电梯，登上中国馆，底下还在大兴土木。当时和同事感叹，这里会不会像东方明珠一样，成为人们说起上海，就能想到的标志性符号。
   

今天，无论是从卢浦大桥上开车经过，还是搭乘地铁穿过黄浦江，都能感受到世博会作为城市变化发展催化剂的价值。许多世博会期间的临时性场馆已经拆除了，但留下的理念和创造性，却融入了城市后续的方方面面成长之中。
   

正如上海市民熟悉的那位“大胡子”———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所说，世博会是一块很好的画板，鼓励新的想法，让不同的人发挥创造力。
   

当我们帮助上海世博会以色列馆犹太设计师寻找他童年在上海的旧居时，又感受到世博会充满温情的一面。在这场盛会中，人们不远万里而来，以真诚相待，以真情交流。这里有见诸报端、颇有影响的“寻根故事”，更有数不清的平凡细节，跨越种族、肤色，把美好的种子种在世界各国人民心中。
   

“一切始于世博会”。十年前，这是一句在上海广为流传的名言。今天，从字面意思上看，“一切始于世博会”已经不再成立。
   

但回顾十年前，以汽车技术为例，上海世博会上惊鸿一瞥的“无人驾驶”，不就是今天产业大变革的雏形？虽然不像工业革命时代世博会展现的那些重大发明，但上海世博会汇聚了全球创新理念，全世界参展者共同描绘了创新图景。 
   

这些不仅让上海世博会成为世博会历史上的里程碑，也为上海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驱动力。

【铭记那个初秋的上海】

本报记者 王志彦

2013年9月29日清晨，上海的天空飘起一丝小雨，空气因此变得更加湿润和清爽。细雨中，外高桥保税区基隆路8号门前的广场上，聚集起一批嘉宾，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只为见证一个历史时刻。
   

没有喧闹的爆竹，没有隆重的仪式，仅仅是简单的揭牌和颁证，二十分钟后，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第一批自贸区企业就此诞生了。
观礼的嘉宾纷纷拿出手机，留下珍贵的纪念，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未必全然明了，自贸区是干什么的，自贸区又该怎么干，其中就有作为记者的我。
   

摸索中前行，是所有改革者留给世人不灭的背景。就像1990年，一行人坐车坐船，穿越芦苇荡，来到外高桥，在一栋简陋的两层小楼里，宣布成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境内关外”的保税区。

改革先辈们也未必预料到，他们脚下的土地未来将发生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明确而坚定的信念，中国经济要现代化，就必须实现国际化，而保税区正是中国经济与世界最先接轨的地方。
   

自贸试验同样如此。
   

上海自贸区揭牌成立的当天晚上，沪上各大媒体的编辑部里灯火通明，人们屏气等待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外商投资管理负面清单的出炉。
时间悄悄溜走，我和我的同事一遍一遍电话联系相关部门，询问清单何时会公布，得到的答案总是“快了！”直到午夜时分，当再一次刷新有关网站时，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份传说中的负面清单。这是上海自贸区给予世人的第一份改革答卷，就在它挂牌成立的第一个24小时里。
   

随后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从上海到海南，从一枝独秀到春色满园，中国自贸试验的步伐越来越快，越来越稳。而溯源这一切，人们不会忘记2013年9月29日，那个初秋雨中的上海，历史会记住这一天。
   

曾记得在自贸区服务大厅，我遇到一位特意从杭州赶来咨询业务的老先生。这位从事国际贸易已有20年的“老外贸”，上午8点就从杭州坐高铁来到上海，然后直接从虹桥火车站“打的”到外高桥。面对记者“为何这样心急”的提问时，他笑着说：“就怕错过商机啊！错过这样的改革机遇，会后悔一辈子的。”

这又何尝不是每一个改革者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