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王跃文在答问

徐芳 : 最近好些作家提起有关文学经典的问题，提点很多，概括亦各种各样。作为著名小说家，您认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算作经典，有没有一个经典的尺度？
 

王跃文：关于经典小说的定义，我们完全可以去翻翻教科书。但是，我不想重复定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好小说。最起码的，好小说必须要讲好一个故事。这中间又有两层意思，一是故事要好，二是故事要讲得好。当然，有些作家觉得小说应该淡化故事，这种观点我是不同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探索，有淡化故事和去故事的潮流。任何探索都是有意义的，但探索有成败之别。所谓小说淡化或支故事的尝试显然不是成功的做法，那批作家要么回归到讲故事上来了，要么偃旗息鼓干别的去了。

讲好一个故事，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好小说。如果小说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又能塑造出可以进入文学画廊的人物，这些人物具有成语般的功用，人们使用起来不需要解释便意思明了，这便是更好的小说了。比方，我们说谁像林妹妹，不需要再解释什么是林妹妹；我们说谁太阿Ｑ了，不需要再解释阿Ｑ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二个层次。

既讲了很好的故事，又能塑造出具有成语力量的人物，再能提供思想积累，那么就是经典了。前面说的两个层次，很多作品可以做到；而要做到第三个层次，即提供思想能量，就有些难了。我热爱鲁迅先生，他的小说这三个层次都做到了，所以都是经典。我说的思想能量，指的是原创层面的，能给人类提供思想积累的。比如说，他通过小说《阿Ｑ正传》所做的中国国民性批判，就是原创性的。再比如说《老残游记》其实只是半部小说，但它仅因其第一次在小说里对所谓的清官进行讽刺和批判，就相当的了不起了。这便是原创性的思想积累。小说中的“清官”玉贤、刚弼，实在可恶之极，他们因为自己不要钱，便自置于高高的道德位置，为所欲为，尽办冤假错案，害人误国。
　　

徐芳 : 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也许意见会很不一致，比如关于莫言获诺奖，曾就是争评质疑案例。如要寻找当下文学的特点，时下的创作是否在思想层面上，成为众多作家的追求，即在“怎么写”上有更多新触点、新拓展？
 

王跃文：中国文学不会因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屋脊，莫言自己也宣称他不能代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也不会因某个人的不看好就那么不堪，那么糟糕。顾彬的观点在网上一度被热炒，但我不知道他文章或讲话的全貌，不便作出评论。断章取义是目前有些媒体的惯用手法，我对此保持谨慎。我个人看法是，中国当代文学从量上说，过往任何时代都没法超过；也有相当多优秀的作品，但简单地同现代文学比较，很难得出结论。这是个文学史的问题，必须要有史的概念，要有史的眼光。当下人看当下事物，史的概念和眼光都是不具备的，判断起来很困难。总体上说，我对当代文学是乐观的。
 

具体说到莫言的小说，仅因其局限就不配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理由太无力了。人都是有局限的，没有局限就是神了。我个人并不太喜欢莫言的小说风格，但我同样为他获诺贝尔文学奖而高兴，并认为他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具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止一两位，只看运气罢了。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可能是伟大作家。毕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家是少数，更多的伟大作家与此殊荣无缘。依我看来，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尔斯泰，恰恰是同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徐芳：您的小说里写到“温暖”，有否实在的指涉？您对文学作品在道德上有期许？有否泛道德化的倾向呢？日常叙事在写作技术上，也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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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我创作《爱历元年》，最初的立意并不是温暖的。我的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早些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意义还没有敞亮显现。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

这部小说的骨架搭建在一对寻常夫妻的情爱生活轨迹上，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越往后写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续写下去。
 

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拒绝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习惯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比如写出扎实而丰满的细节，生活靠这些细节充实起来，它让我们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时间不那么空洞而无意义。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那一句话时浮现的笑容，通过小说的书写，这些都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仔细想想，我的那些受读者喜爱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细小处写起的。也许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正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
 

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作家，时刻反省着自己的平庸。我很羡慕别的作家提笔就是家国天下，动辄就是宏阔长卷。我写不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只好写日常生活。我又想，写日常生活，未必就不是文学。《爱历元年》也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我们仓促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迷宫，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现在，到了应该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这部小说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草蛇灰线地勾勒了这些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

写完这部小说，我的内心很明亮。我也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生活的明亮和温暖。我希望我写出了几个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得救。说到底，不是我对文学有道德期许，而是我们本身就需要道德，道德也是真实的生活逻辑。
 

徐芳：与长篇小说年产的增长量，好作品的改编增产热潮等现象相悖，近年来，在很多读者的印象里，长篇：没好的可看！优秀长篇的凤毛麟角，就此成了难以回避的创作困局吗？“优质”与“高产”乃至“高仿”——这是不是眼下需要直面的，在发展中暴露的矛盾与问题？
 

王跃文：长篇小说每年都大幅度增长，既有中国人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写作人群日益庞大的原因，也有出版业发展较快，出版竞争日前激烈的原因。这是中国现实条件下的必然结果，论其是非没有意义。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出版状态是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文学书籍出版肯定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但时间淘洗过后总有好作品留下来。如果像“文革”时期，十年只出版不到一千部长篇小说，文学怎么也繁荣不起来。目前真实威胁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是大量存在的电子传播方式的非法免费阅读。我的任何小说都可以在未经授权的网上免费阅读，打起官司来找对象都找不着。各种盗版行为也相当猖獗，某网上书店销售盗版《大清相国》居然明目张胆标示“高仿”，简直无所顾忌。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非常强，应依法采取雷霆手段，打击任何形式的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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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向人推荐过您的《大清相国》，您在这部小说里塑造的陈廷敬是什么样的形象？他的现代启示意义在哪里？
 

王跃文：我在介绍陈廷敬这个人物时，有几句话的概括：自古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我对陈廷敬的评价不是凭空来的，有史料可以佐证。陈廷敬老年之后，康熙皇帝评价他：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清史稿》中，以清勤二字评价陈廷敬。
 

陈廷敬是个很干净的人，或者说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他曾奉命督理钱法，去宝泉局的第一天就发誓：不从宝泉局取一钱之私。但宝泉局有个习俗，认为别一枚古钱在身可以避嫌。陈廷敬想既然入行，就得随俗，反正一枚古钱也不值钱，就收下了宝泉局小吏送上的一枚秦半两别在腰间。不久，宝泉局官员送一袋样钱到陈廷敬衙署检视，待宝泉局官员走后陈廷敬发现桌上落有一枚铜钱。一枚铜钱也不值钱，陈廷敬一时疏忽了。陈廷敬督理钱法之前，钱法官员收到样钱是可以留下来用的，但陈廷敬革除赠送样钱之弊，检视完样钱之后原物奉还。又一日，陈廷敬去宝泉局巡视，突然想起自己曾发誓不从宝泉局取一钱之私，而今不小心已取二钱。于是，他立即命人取回官衙那枚铜钱，连同腰间别的旧钱奉还宝泉局。这个故事是有历史记载的。他能在反腐方面有所作为，应了一句老话：打铁还得自身硬。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治理根本上讲靠法制，但做人做官的道德自律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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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王跃文，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苍黄》《亡魂鸟》《朝夕之间》《大清相国》《爱历元年》，中短篇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散文随笔集《幽默的代价》等。先后获《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当代》等刊物文学奖，2014年其中篇小说《漫水》获鲁迅文学奖。其作品既有对现实矛盾的锐利揭示，又有对历史长河的人文发现，也有对故乡的深情回望。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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