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年来，八项规定严了规矩，暖了民心。

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万余起，处理34万余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万余人。“金色名片”，永不褪色。

12月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反腐败日。12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京举办纪念第十五个国际反腐败日招待会，12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代表出席。

近段时间，国际反腐成果丰硕，有国家间的倾力合作，将外逃人员绳之以法，有潜逃海外的自动回国投案自首，有潜逃若干年的贪腐者被抓捕回国等，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都让国际反腐的脚步大踏步前进。

重磅逃犯接连回国归案

今年6月6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公布了50名外逃人员有关线索。其中，第30号人物郑东强于本周回国归案。

郑东强，男，中国居民身份证号码350204195309042057，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原副局长，涉嫌受贿罪。2016年1月12日外逃香港，外逃所持证照：W94808693。

2018年12月5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福建省反腐败协调小组和厦门市反腐败协调小组不懈努力，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厦门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郑东强回国投案自首。

这是中央追逃办对外公布50名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外逃人员有关线索之后，第4名到案的外逃人员。此前3人分别是：王颀（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原法务部总监）、赖明敏（中国银行江门分行原行长）、吴青（淮安市棉麻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开简历显示，郑东强是福建长乐人，1953年9月出生，1975年10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厦门大学本科学历，二级警监。郑东强历任厦门市公安局经侦处副处长、处长、思明分局局长，1995年6月任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1999年6月任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巡视员，2011年5月起任厦门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巡视员。

也就是说，从1995年开始直到其2016年外逃，郑东强在厦门市公安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干了21年。在郑东强出逃前后，厦门公安系统有多人落马，其中多人系郑东强下属。如今，反侦察经验丰富的“老公安”回国投案自首，足以对那些心存侥幸的负隅顽抗者一点启示：该不该回来，你们自己看。

两天之后，又有一位重磅逃犯落网。

12月7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一部署下，经北京市市区两级追逃部门统筹协调、持续发力，成功劝返外逃14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晋回国投案自首，这是五部委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后，北京市追逃追赃工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刘晋，男，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综合处处长，涉嫌贪污罪，2004年9月外逃加拿大。2016年2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

多年来，相关部门对刘晋的追逃追赃工作一刻未放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在北京市追逃办统一协调下，东城区纪委区监委组建专人专班负责追逃工作，全面分析研判，为每名外逃人员量身定制追逃方案。五部委公告发布后，北京市、区两级牢牢抓住有利契机，加大工作力度，积极传递公告精神，在政策感召、法律威慑和亲情感化下，刘晋归国投案自首，并积极退回涉案赃款。

刘晋的身份值得注意。他出逃前后，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等高官接连落马，其中郑筱萸于2007年被执行死刑，“药监局腐败窝案”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反腐败国际合作日益深入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的重要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把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

“天网”行动自2015年3月启动以来，已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4833人，其中国家工作人员995人，“百名红通人员”54人，追回资产103亿余元。

时针拨回2016年11月16日。当日下午3时13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个头发灰白、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在两名女警的押解下，缓缓步下飞机舷梯后说：“逃亡的日子不好过。”她，就是“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她的回国投案自首，标志着我国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胜利。

此前的2015年4月22日，“天网”行动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即“百名红通人员”。这份名单中的最早外逃时间可追溯到1996年，最晚截至2014年。

缉捕、遣返、引渡、劝返等是追逃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天网”行动启动当年，就有孙新、钱增德、李远寿、赵汝恒等4名“百名红通人员”从国外被缉捕归案，另有戴学民、吴权深二人在国内落网。潜逃美国14年的“百名红通人员”、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便是在中美两国司法执法和外交等部门密切合作下，作为非法移民被强制遣返回中国。

因国施策、因案制宜。成绩的背后，得益于党中央把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纳入反腐败工作总体部署。中央和省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建立集中统一的协调机制，布下天罗地网，让腐败分子插翅难逃。

8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联合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效果显著，发布当日就有两名外逃人员回国投案，此后主动自首的外逃人员不断增长，形成“连锁反应”。

今年7月11日，外逃17年之久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许超凡被遣返回国，是国家监委成立后从境外遣返外逃腐败分子的第一起案例，也是我国在发达国家实现异地追诉、异地服刑后强制遣返重要职务犯罪逃犯的第一起成功案例；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对主动投案和经劝返投案者依法视情节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牛丽英、杨立虎、陈祎娟、曾凡奇、闫永明、云健等回国投案自首的6名“百名红通人员”的判决结果看，他们均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且均适用了缓刑。

对于依然在逃人员而言，政策已充分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海无涯，回头是岸！密织的“天网”让腐败分子在海外永无“避罪天堂”，随着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扩充，外逃人员如果一意孤行，任凭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白白流失，等来的只能是依法从严惩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日益深入。截至目前，中国已与50多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60多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参与了包括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组、金砖国家反腐败合作机制在内的15个国际反腐败多边机制。

每一次追回外逃人员后，中央追逃办都会重申，将继续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并再次正告境外在逃腐败分子，彻底放弃幻想，抓住《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最后期限，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这个最后期限就是2018年12月31日前。留给他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