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新起点上既要开拓前路，也要回望来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胡伟教授认为，只有弄清楚改革开放的初心，才能更好继续前行，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勇气，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以下是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党的十八大后我考察调研的第一站就是深圳，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来这里，就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中国一定会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

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和改革开放再出发之际，牢记改革开放的初心显得格外重要。40年前，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要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同时改革和开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今天站在新起点上，十分重要的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勇气，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同样发生在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中国思想解放新的一页，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经过学术界的争鸣与全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共识。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政治准备。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前夜中国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人民从此打破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从困惑中觉醒，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量。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到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最伟大事件，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于中国的最宏大叙事，两者具有历史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变革都无从谈起。

真理标准大讨论改变了全党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不再只是从经典著作里找答案，而是从实践中探求出路。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写的：革命导师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这是新时代对真理标准的最好诠释。

坚持真理标准，根本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中华民族走出蒙昧，奔向光明的动力之魂。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改革条件和目的时，把“解放思想”列于首要位置，并特别强调其“总开关”作用。这再次表明，对于我们党而言，解放思想不是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是新时代依然必须恪守的思想法宝；对于改革开放实践而言，解放思想不是一步到位的终点，而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

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构成改革开放的重要初心

改革开放从解放思想开始，这是没有争议的。而要动真格地进行改革，应当从什么地方入手？很多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在于创造了“经济奇迹”，这当然是事实。但要创造“经济奇迹”，体制机制的变革不可缺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着力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那么1980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则标志着改革进入到一个实质性的攻坚阶段，即如何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有十二条，其中第一条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实际上，这一《准则》的草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的1979年2月由中央政治局原则通过的，3月开始在党内征求意见，经过几次修改，由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后提交五中全会讨论。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离不开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统一。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际上，早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纲领性文献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并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应当说，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初心。当时邓小平用的是“法制”，后来我们党把“法制”进一步提升为“法治”，从治理角度强调了法制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人民民主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必须认识到，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高扬的一面旗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野上对中国的民主事业进行了高度概括——回顾历史，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展望未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视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创造

虽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显著成果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的最伟大创造。但从历史线索上看，“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要远远晚于“民主政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实际进行的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包括1980年前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开始进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等，但首次正式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则是1992年的事情。这一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随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明确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心，概括地说就是在思想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人们的精神枷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全社会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在政治上坚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破除权力过分集中，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为经济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在经济上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破除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所有这三方面的改革，都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法。

而从结果上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改革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没有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思想解放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深入进行；而没有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和思想解放也无法取得广阔的空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需要纳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中审视。我国的市场经济是脱胎于计划经济而逐步发展的，其鲜明特色是从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转变为如今努力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主体。于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简政放权，决定了市场多大程度上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

改革开放40年，印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对改革开放初心的继承和升华。由此，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靓丽转身，书写了中国当代史上的华彩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实质是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通过改革来推动开放，通过开放来倒逼改革，从而把中国的发展搞上去。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这不仅需要国内有正确的政策，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实现对外开放，乃至中国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都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判断和抉择，这就是40年前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外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也造就了中国发展的奇迹。

和平发展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自己，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平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既然和平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那么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就成了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据一位党史专家透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邓小平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不仅是简单取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什么外力来帮助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就成为一个关键。

从更为宏大的视野看，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旗帜是道路的引领。在关乎道路和旗帜的问题上，我们党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同时，我们党还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是两条道路、两面旗帜吗？当然不是。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初心，也是中国后来居上的秘笈。

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只有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面向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国摆脱结盟或对抗的窠臼，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平等相待、互商互谅，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切，都是在新时代对改革开放初心的最好诠释。

【思想者小传】

胡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长三角产业与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主任。1997-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历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中国政府和政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级精品课程等，著有《政府过程》、《现代化的模式选择》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