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日本影片《小偷家族》一票难求。前不久，我通过支付宝APP，查到沪上还有不少影院在上映此片，便轻松点击手机，即可确定影院、场次、座位，埋单还有折扣。看电影变得如此便捷，令我感慨万千，想起了当年看电影的陈年趣事……

今年10月6日，是华东师大学生的入校报到日。40年前的1978年10月，我进入华东师大校园，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百废待兴，人才紧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相差10多岁的同学，文化素养参差不齐，有江西省文科高考状元陈建华（播音员陈燕华的哥哥），也有不谙世事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如我，大家都因禁锢太久，精神营养极度匮乏，嗷嗷待哺。学校领导很是体恤，千方百计为学生寻找和输送精神养料，看电影于我们就成了一种很好的学习、借鉴方式。中文系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早上6点就在学校大礼堂（现称思群堂）内放映内部资料电影，然后再吃早饭，不影响8：30正常上课，当然，观影出于学生自愿，并不强求。

这么早起床就去看电影，令我感到新鲜有趣。回想中学时期，我们去看《决裂》《春苗》等电影，都是学校组织、集体观看，哪像现在可以自主选择。我当然非常珍惜华师大提供的这个机会，自此也喜欢上了看电影。像《百万英镑》《舞台姐妹》《家》等中外名片都是清晨时分在学校礼堂观看。这个时候神清气爽，记忆力好，吸收能力强。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每周至少看电影两三部甚至更多，现在想来，回味无穷。

小年龄同学合影留念（前排左为本文作者）

同寝室6名同学合影，左一同学已病故

中文系老师李振潼参加电影《曙光》拍摄，饰演片中角色林寒，我们为此都在礼堂里观看过电影《曙光》。他拍完电影回校后，专门开设“如何拍电影”的讲座，整个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师生们听得兴趣盎然。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李老师说拍摄骑马飞驰的镜头时，只是骑在马上装装样子，马并没有真的跑起来。看样子，拍摄电影还真是魔力无穷的事业啊。眼见中文系学生看电影如此频繁，如此开心，历史系的同学忍不住了，他们在文史楼一楼走廊里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就叫《简直不能容忍》，文字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中文系和校领导……最终问题如何解决，我不得而知，但后来专供中文系学生在礼堂看电影的次数，确实越来越少，直至被完全取消了。

礼堂晚上也放映电影，有些还是炙手可热的影片，如《巴黎圣母院》《简·爱》等，电影票一时极为紧俏，有时候抢购不到。坐在文史楼教室里晚自修，我心里想想有些不甘，便和一位姓高的同学一起跑到礼堂附近等退票。高同学善于察言观色，大多数时候他都能等到退票，而我却往往铩羽而归。有一次，高同学看来了一位中年男子，左顾右盼似在犹豫，赶紧上前喊了声：师傅，票有吗？当时社会上流行喊陌生的长者“师傅”，师傅便也算是尊称了。没想到男子勃然大怒：谁是你的“师傅”，我是堂堂大学讲师，一点礼貌规矩也不懂！票没等到，高同学却碰了一鼻子灰。如今同学聚会，高同学说起此事，大家忍俊不禁。

不多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思想大解放，社会上像新光电影院、文艺会堂、人民剧场甚至中苏友好大厦的小礼堂，都会不时放映国外参考资料片，当时也称“内部特供片”，一场电影放映两部片子，价格0.5元，优先考虑提供给文科大学生看。那时的0.5元约莫相当于现在的百来元吧（至今还矗立在华东师大校园里的那座纪念钟，就是由77届、78届全体同学每人各出资0.5元建造起来的），师范生每月津贴才10多元，经常去看电影，经济上难免会捉襟见肘。但我只要看见来了电影票，就赶紧跑到文艺委员那儿死缠烂打买票，因为分到班级里的票并不多。好在年长同学需要养家糊口，多会谦让我们年龄小的同学，因而我大都能“得手”。

这是77、78级华东师大毕业生捐给母校的纪念钟，每人出资5角，至今伫立在校园里

像《偷自行车的人》《奥赛罗》《伪金币》《蝴蝶梦》等许多经典影片，我看的都是参考资料片。放映的都是原版片，下面打字幕，有些还是繁体字，字幕出来的顺序甚至会是从右到左。那时的中文系学生大多英语听力差，需要看字幕，因此两眼上下乱翻，看得脖颈酸痛，却依然乐此不疲。我们还曾到文化广场看电影，记得当时文化广场非常简陋，一排排粗笨的木长凳顺着斜坡排下去，前面观众个子稍高些，就会影响后排的视觉效果。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观看苏联影片《红帆》《生活的一课》，还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2年毕业后走出校园，电影票还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之一，因为电视机尚未在家中普及，一张电视机票竟然可以折价上千元，而当时大多数人每月工资才数十元啊！像后来风靡一时的《上海滩》《姿三四郎》等电视连续剧，尚未开始抢夺人们晚上的闲暇时光，年轻人谈恋爱的最好方式就是轧马路、看电影。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电影院其实不算少，但市民精神生活单一，面对汹涌的观影人潮，有限的观影容纳量就显得杯水车薪。许多电影院在酷暑盛夏推出通宵场电影，一晚上连映4部影片，观众既可以孵冷气，又能够在暗影绰绰中谈情说爱，尽管通宵场价格不菲，却颇受青年观众喜爱。更有一些住房困难的市民，索性购票在影院里睡个空调觉。

丽娃河边留念，同学辜也平（右）现为福建师大教授

本文作者毕业前与同学在文史楼前合影留念

电影票难买，上班族不可能经常去排队等买票，我于是另辟蹊径。作为中学语文老师，学校里成立了校影评小组，我当上了影评辅导老师，看电影就变得顺理成章。当年，各种影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像上海职工影协、青年宫影协、沪东工人文化宫影协等都暴得大名，中等学校里也多有影评协会，甚至我们每月还像模像样地出一张四开四版的影评报纸，孔令枝老师当主编，为此，每月在黄埔剧场放映新片数部。每年市级影评协会甚至全国性的相关协会都会举行影评大赛，我在上海市举办的《开天辟地》影评中获得过优胜奖，奖品为价值200元的电影观摩卡一张。后来参加全国性影评比赛，评论电影《洗澡》，居然获二等奖，又得电影观摩卡一张。所以，“老鼠跌进米缸”，我每个星期都有电影可看，有时候只能想方设法调课去看。尽管那时烂片也并不少，看后惊呼上当受骗，可到了下一次，还会乐颠颠地跑进影院，期盼看到像《黑炮事件》《默默的小理河》《一个和八个》等带有探索意味的好电影。

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视普及到家家户户，录像机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民文化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看电影不再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的第一享受。我曾看过一场只有3位观众的电影，那种落寞感是相当深刻的。如今，国产电影又生机重现，票房超数十亿的影片已不再稀罕。更为关键的是，想看电影，基本上都能买到票，影院内沙发柔软，音响效果超好。可惜的是，那些曾经的影评人已不知踪影，想要交流一下观后感，却知音难觅了，只能在报刊、网络上看看专家们高谈阔论了。

（题图为班团支部到长风公园活动留影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