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主任骆根土已当了32年的村干部，他最自豪的是，1766人的村庄里今年调解的纠纷只有1起。“多年来，矛盾不出村，刚有苗头就化解了。”骆根土带着浓重的乡音，越说越有劲。他还记得55年前工作组上门的情形，他那时6岁，并不懂事，等长大才渐渐明白，枫源村是枫桥经验的起源地之一。他从包田到户讲到村办企业开矿，又从废弃矿山重新复绿讲到生态旅游，村里已经吸引来1.3亿元的投资，兰花基地、跑马场、帐篷酒店、露天影院、山顶泳池都已规划建设。在这个村子，率先探索了治保调解委员会，尝试了网格化管理，也是最早引入心理咨询师的村庄之一。一路走来，骆根土很有自信：“我们村就是跟别人不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枫桥镇枫源村为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为村民服务。

类似的基层治理实践，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枫桥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1963年，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经验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2003年，习近平同志作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2013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55年过去，“枫桥经验”在变与不变中丰富时代内涵，不变的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变的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和主要矛盾，不断创新理念、方法、领域。枫源村就在创新，村里有数家社会组织，如乡贤参事议事会、乡风文明理事会、邻里纠纷调解会、红枫义警协会等。城里有社会组织已是寻常事，在村庄则少见，何况“主力军”都是村民。整个枫桥镇更是不得了，已涌现各类社会组织280家，有2.3万余人参加，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加入了社会组织。若看诸暨市，全市共有登记在册社会组织728家，备案社区社会组织2271家，参加人数占常住人口的18.8%。

这么多群众参与治安巡逻、矛盾化解、法治宣传、社区矫正、爱心救助等活动，依靠人民群众积极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怪不得诸暨人的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96%以上，诸暨连续13年被评为浙江省“平安县市”，枫桥镇3次获得全国综治最高荣誉“长安杯”。

说来都是小事，却也麻烦。枫桥镇退休民警杨光照，年近七旬，胸前戴着“人民调解”的徽章，他曾成功化解过1600多起纠纷。枫桥镇红枫义警协会秘书长陈荣周说起这些事更简单也直接：我们从群众中来，去群众中调解，更容易沟通。老杨他们碰到的事，说来话长，比如有刚上了两天班的保安，还没签劳动合同，却突然查出重症，用人单位该不该负责？又比如，一家垃圾清运车刹车失灵，员工跳车避险受伤，后抢救无效死亡，责任怎么定？赔偿怎么算？有时调解僵持不下时，通过枫桥调解志愿者联合会，律师工作室和民警都会参与劝解，如此这般，大多数难解难分之事，都在村里、镇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今年4月，枫桥镇以公检法司力量为基础，吸收社会力量，组建成立了绍兴市首个联合调解中心，老杨、老毛等人形成互动，调解增加了400多位帮手。

枫桥镇联合调解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调解一起纠纷。

让人更为欣喜的是，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扎实抓好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徐良平介绍，今年诸暨做的“小事”是，让老百姓自己议论、决定，把红白喜事标准化，诸暨503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平均每场红白喜事可以省下5万块钱。经济账，减负增收；文明账，移风易俗。骆根土告诉记者，村民办喜事，从选定日子后乡风文明理事会就参与其中，中华烟换成便宜烟，茅台酒调成当地土酒，喜事酒席每桌不超过800元，白事酒席每桌不超过600元，酒类、饮料每桌不超过100元。这些都能提前商量。说起来也简单，诸暨人爱面子，曾喜欢买豪车，遇上红白事喜欢“大办”，有时只需有一定社会威望的“老前辈”“老宗亲”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有面子了”，也就高兴地把钱省下来了。目前，诸暨市村村建有红白理事会，一大批立场坚定、作风优良、仗义执言的老干部、老党员、经商能人脱颖而出，利用特有的亲缘、人缘和地缘优势，当好“老娘舅”，做好“和事佬”。今年以来，970余名在册乡贤成功化解疑难纠纷、邻里纠纷等矛盾400余起。

枫源村村口，骆根土示意记者看一看“三上三下，民主治村”8个大字，村里的任何大决策，都要广泛深入地吸收群众的意见建议，相信群众的能力和智慧。这是枫源村的法宝，也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