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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黄金周结束了?全世界的叙述艺术都进入了某种衰微期?王安忆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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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熠 2018-10-17 10:57
摘要:“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建构者与推动者,“现代文学”在回应时代社会重大问题中演绎出了独特的发展轨迹,形成了独有的叙事经验、审美追求和价值立场,从而建构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谱系中不可替代的存在合法性。

 

从文学史维度看,2018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此刻,距离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整整过去了一百周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10月17日,“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家、文艺批评家李陀、王安忆、陈思和等现当代文学的亲历者、见证者、观察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20世纪的文学、历史与精神经验。

 

李欧梵与鲁迅研究

 

话题从鲁迅研究开始。未能亲临现场的哈佛大学东欧系教授李欧梵以视频方式参会,他以作品《铁屋中的呐喊》为例,分享了自己受心理学家艾瑞克森和曹聚仁的影响后,潜心研究鲁迅其人的思想历程。李欧梵生在大陆,但长在台湾,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台湾“白色恐怖”的阴影无处不在,鲁迅的作品属于禁书。1962年到美国留学后,他一有空就到图书馆找鲁迅作品来读,越读越有兴趣,一年后,几乎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除翻译外)都读完了。“后来还浏览了大量左派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的作品,对五四新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学界,虽然有少数学者发表了关于鲁迅的论文,但大多是对个别小说的文本分析,并没有一部完整的传记。上世纪80年代初,李欧梵在芝加哥完成《铁屋中的呐喊》英文初稿,中心课题是围绕处理传统和现代的文化关系。“我一直认为鲁迅是一个作家,所以很关心他的传记。作家和政治家、军事家不一样,他的心理很复杂,并且他有他创造出来的文本。”在他看来,五四人物的背景是五四时期的文坛,由当时的印刷、杂志等构成,文化研究必须回到当初的历史情境之中。

 

读懂20世纪的知识分子

 

“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打响第一枪,1921年郁达夫发表《沉沦》,后有茅盾《蚀》三部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30年代巴金《家》开始连载,40年代钱钟书《围城》出版,50年代有《青春之歌》,60年代是话剧《年轻的一代》,70年代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值得关注,后有王小波《黄金时代》、贾平凹《废都》、李洱《花腔》,等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梳理出了一份20世纪的“书单”,借以自我反思:20世纪的知识分子书写究竟走到哪儿了?在这段书写史里,有哪些分叉、冲撞需要留意?在他看来,这些作品中,充满着“狂人”“幻灭者”“叛逆者”“新青年”“淹没者”“变形人”“香蕉人”“废人”“囚徒”“空心人”“观察者”等形象,人物谱系非常丰富,但扎实的、有伦理光辉和精神含量的“真人”很少。另外,这些叙事所依托的生活空间,主要是家庭、情爱,也包括一部分学校,但就知识分子书写而言,他们对知识、知识生活以及知识生活形态本身的表现严重匮乏。

王安忆、洪子诚、李陀、陈思和、蔡翔对谈

 

“20世纪知识分子是读懂这个世纪的人,他们的重要标志是去生产和保卫生存的意义,在充满紧张感的20世纪中,文学艺术是抗争也是安慰。”王鸿生说,20世纪是一个特殊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概念,它在人类史上具有断代意义,也可以从西方学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极端迷茫和多样化的20世纪,“整个生活的统一感已经消失,而且这种灾难在逼近的不祥感,在文学中得到了非常强劲的表现。”

 

他认为,此种感受在长篇小说的标题中便可得到例证,如卡夫卡的《审判》、黑塞的《荒原狼》、鲁迅的《狂人日记》、毛姆的《刀锋》、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鲁迅说的铁屋子、福柯的监狱、卡夫卡的城堡,都反映了这种对世界经济状况的危机感受。”在他看来,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并没有终结,我们还身处其中,处于一个没有完成的,属于守夜人、创作者的世纪。

 

尚未形成新的文学范式

 

回望20世纪,文艺批评家李陀认为,不能光“就文学谈文学”。“80年代的写作百花齐放,当时的文学和新启蒙、思想解放两个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李陀说,如果看王安忆等作家在80年代的作品,便会发现隔两三年他们会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他们一直在摸索,想寻找自己独特的和时代产生新的连接的作品。”80年代是一个在写作中充满了徘徊、犹豫和追求的文学时代。李陀说,应该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写作充满了不安分,为什么他们在不断变化?

 

“其实,中国文学,20世纪过来一直是靠运动的,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先锋运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先锋运动一下子超越了这个时代,跳到时代的前面去,这样的飞跃把平平常常发展的生活中断了,因此创造出来的文学是崭新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范式,出现了一套新的话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于是便产生了一大批新的作家。“五四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人,把传统中断了,可能就不会有鲁迅的《狂人日记》了。”在陈思和看来,21世纪尚未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和新的运动,但他期待在平平静静的常态之中,在历史长河、慢慢积累当中,出现一个真正的大作家。

 

复旦大学教授、作家王安忆认为,文学的黄金周已经结束了,全世界的叙述艺术都进入了某种衰微期,“可能因为小说进入了学府,知识分子介入小说,使小说不那么好看了,好看的小说只有去类型文学或社科类文章中找。”但与此同时,电影艺术、音乐艺术却呈现出向上的生命力,“贾樟柯的电影、流行音乐都慢慢起来了,我觉得是新气象。而小说的发展也是有周期的,它的周期走完了,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佳梅表示,在21世纪重构20世纪文学,需要在全球视野中找到中国的主体性。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践和研究,尤其是1949年之后,存在着很大的区域性的差异,在中国大陆、港台,或者美国的学院开展文学实践研究,结果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必须重视这些差异,进而去理解文学史的脉络发展。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董丽敏认为,还需要关切文学经验的传递,面对多元化的文学史状况,要从源头讨论20世纪的文学想象,将知识与今天的处境、问题联系在一起。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图片编辑:苏唯
图片来源: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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