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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越之风”到“江左风流”,江南文化为何能在历史流变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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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陈江 2018-10-15 06:30
摘要: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但在宋金对峙、中原沦陷的危急关头,再次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由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典范代表。

【编者按】今年4月,上海发布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要充分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根源,上海则是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为了进一步深化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独特的精神特质,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江南文化大家谈”专栏,细述江南文化的前世今生和当代价值第一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江谈江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犹如滚滚东流的大江,汹涌澎湃,奔腾不息。其中,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的江南文化,尤为光彩夺目,影响深远。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为什么江南文化能脱颖而出,至今仍显示出强大生机和活力?

 

中华文化在交融中实现演进与变革

 

今天我们所说的江南文化,迄今没人能说清它产生的确切年代,溯源上与之较为接近的是吴越文化。那么,吴越文化是如何“走到前台”的?

 

多样化是中华文化发展、演进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早在新石器时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母体和主干的中原文化在黄河流域孕育、萌生时,祖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先后出现了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例如,北方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西北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东南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春秋战国,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区域文化臻于兴盛,呈现风貌各异,争奇斗艳的格局,著名的有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等。

 

秦汉时期,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趋于成熟和定型。在四百余年的文化整合中,中原文化与各区域文化之间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各区域文化逐渐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从而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之更显多姿多彩。另一方面,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与扩展,各区域文化深受其影响,由此表现出明显的向心趋同倾向。所以说,秦汉以后,兴起于先秦的各区域文化已过了各自的繁盛期,逐渐从高点下滑,其文化特色主要留存于当地的衣食住行和风土人情之中。

 

吴越文化原本是与其他区域文化同进退共命运的,然而,时空条件的作用却使之开启了一段变革更新的历史进程。而正是这一变革,让吴越文化开始崭露头角并脱胎换骨,在文化融合中实现了自我更新,“江南文化”逐渐形成并开始获得人们的认同。

 

两次文化中心南迁给了江南文化以契机

 

熟悉世界文明史发展的人都知道,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和中华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颇有关系。中华大地的周边有大海、高山、戈壁、冰雪,对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是天然的屏障。内部则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这不仅是中华文化发展壮大的广袤基地,也为文化中心的腾挪转移提供了纵深腹地。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北方游牧狩猎文化对抗时,若遭遇失利,危难之际,可退守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凭借长江的防护,保存并延续文化的主干和根基。

 

对于江南文化而言,有两个时段至关重要,一个是两晋南北朝,还有一个是宋辽金时期。

 

永嘉之乱,中原战火频仍,生灵涂炭,晋室被迫渡江南下。东晋南朝,随着人口的大量南迁,中华文化的中心也转移并存续于江南(当时习称“江左”“江东”)一带。其间,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吴越文化通过相互间的吸纳、交融,都得以变革更新,丰富升华。吴越原本被视为“蛮夷之地”,此时进一步汲取源于中原的礼乐文明,文化风貌在保留地方特色的同时,又凸显出文质彬彬、精致典雅的趋向。中原文化则为杏花春雨、烟水冥迷的江南意境所浸染和滋养,遂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阳刚之气中平添了几分温润蕴藉的阴柔之美。文化的更新和升华在南渡的东晋名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王、谢子弟可谓其中的代表。他们虽深受传统礼教的熏陶,但山清水秀的江南又引发其无限的才思,所以多才多艺,精书善画,潇洒不羁,风流倜傥,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气质和群体风范,唐宋时代的文人学士称之为“江左风流”。苏轼诗句“江左风流王谢家,尽携书画到天涯”,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现象。所谓的“江左风流”,究竟是中原化的江南文化,还是江南化的中原文化,其实是无法也无须细辨的。世人以之取代“吴越之风”,并予以激赏盛赞,无非昭示了两点,其一,在吴越文化基础上脱胎换骨的、新颖的、具有强劲生命力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已逐渐形成。其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富于江南神韵意趣的部分,在唐宋时代已被视为标杆和典范,颇受仰慕与推重。

 

北宋末年遭遇靖康之难后,历史又重演了中原王朝退守江南的一幕,而此时的江南已今非昔比。自南朝以来,南方经济、社会、文化皆有长足发展。唐代后期,“天下大计,仰于东南”,至北宋晚期,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已基本完成。而随着中华文化的中心再次转移至江南后,江南更是全面腾飞,迅速臻于繁荣,因此,南宋时民间盛传“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

 

到了明清时期,江南不仅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而且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据现存资料统计,明代著名的儒学家、书画家,约三分之二以上居住或主要活动在江南地区。江南妇女、儿童受教育的平均水平,包括闺阁诗人的人数与知名度,皆为全国之冠。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曾以夏、夷比喻文化的盛、衰,论述了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思问录·外篇》)同时代的黄宗羲也有类似的议论,“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吴郡、会稽郡,指江南一带)久矣。”(《明夷待访录·建都》)王、黄二人的看法自不免当时人的地域偏见,但确实道出一个事实,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江南已成为全国的文化高地。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但在宋金对峙、中原沦陷的危急关头,再次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由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典范代表。

 

江南文化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在宋以后,江南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地。而独特的历史际遇和地理位置,也让江南文化在演进中呈现出一些特点。

 

江南地处交通要冲,无论游学,还是从商,南来北往中寓居于此的不在少数,久而久之便成了五方杂处之地。唯因其“杂”,也就较别处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几分包容性。明代《吴风录》等著作对江南的风俗民情作了这样的描述:好标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地风习。可见,江南人的心态相对而言是比较率意而开放的。

 

南宋以来,江南的农业代表了中华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传统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臻于巅峰。明代中后期,又因地制宜,努力开拓多种经营,纺织、食品、服装、日用百货、造纸、印刷、造船、工具制造、建筑材料等轻重工业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社会观念、道德规范等都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变化,从而闪现出文化转型的迹象。江南文化性格中的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时而变等特点,作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海派文化,而接续了海派文化之后,江南文化进一步激发出新的强劲活力,其整体发展水平较往昔更胜一筹。

 

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的江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多次文化中心的南移,不仅促进了江南文化本身的提升与发展,而且也在江南文化中存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精髓,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江南文化生于变革、兴于创新,其发展模式和精神特质,直到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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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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