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看这段历史，我们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之一，正是“中国道路”中的实践与认知。

实践探索与基层力量

“中国道路”是一个实践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往往最先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基层。作为改革的实际起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最初推动者是一群为求温饱的农民。但联产承包突破了当时的农村生产管理制度。本属底层自发的这种变革能够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高层的关注与包容，正说明这个过程自始即立足于实际，并自觉倾听实践的呼声。而这场自发而起的变革，既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农村，又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

与改革的起点同样引人关注的是开放的起点。深圳及其他经济特区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意义深远。就实际历史而言，开放的主张出自广东省政府的建言，但直接促成这一建言的，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在深圳的大规模“偷渡潮”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当地政府从这一社会问题层层深入，最后直面的是深港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人民生活程度的差异。由“逃港”这一社会现象触发的对比，形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于是就有了建立经济特区，引进香港和国外的厂商、资金、技术的构想。正是以此为最初的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而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关键一步的城市民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则缘起于大量知青返城后所面对的就业困难。为数众多的待业青年很容易因自身工作无法着落而引发社会失序，由此倒逼产生了城市的个体经营。个体经营的存在，等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上开了一道口子，之后沿此发展，便催生了最初的民营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是在实践中摸索完成的，但实践又是一个与认知相连结，并促成认知深化的过程。两者都是四十年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内容，也构成了“中国道路”中的重要内容。而由实践到理论，这个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次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

第一次思想解放针对的是文革之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8年，一篇党校内部刊物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将这场讨论提升到全党思想路线的高度，他重提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以此形成全党和全国认识论意义上的共识。就理论内容而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党的认识路线的回归，而之所以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则正在于这次讨论从思想上把实践的第一性引入改革开放，使之有了一个真实的起点。

与此相比，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内容要切近得多，它所针对的是改革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理论固化和思维惯性。在改革推进了十年之后，面对当时出现的社会乱象和经济问题，党内和理论界对市场化改革疑虑重重，致使改革在困局中一度停滞不前。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面对当时的各种争论，尤其是关于姓“资”姓“社”之争，邓小平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并以“不争论”的方式结束了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之争，使改革开放的事业得以深入。“不争论”不是漠视思想分歧，而是相信实践的深入最终会以事实纠偏，从而真正达到思想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方谈话”被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

这两次思想解放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它们把人们从历史的惯性所带来的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惯性是由过去的经验而来，但过去的经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惯性，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是在过去的实践中形成并被证明有效的。因为曾经有效，所以能够被信赖。然而，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面，过去的经验并不一定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理论一定要与时俱进，来源于实践，并最终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艰难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实践改变了认识的过程。在改革的实际过程中，身处基层的民众以探索中形成的成功经验影响了决策层，同时，中央高层又以政策的修订和转变引导了人民大众，两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和对流体现了“中国道路”中的实践和认识之互为因果。曾经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过程的“摸着石头过河”正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摸着石头过河”一词在改革开启之后不久即已提出，这个观念的核心在于承认，与过去的经验相比，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我们未知的事物。正因为承认未知，决策层才会对改革之初发起于边沿和基层的一系列变革予以包容，也因为承认未知，在面对市场化改革引发的激烈争论时，邓小平才会以“不争论”结束争议。包容和“不争议”共通的一点都在于强调在还未形成认识之前先不要做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实践的过程和认识的过程是同时开始的。毛泽东曾将两者的关系表述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正是这种认识和实践的同一性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并构成了我党的认识路线。“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一路线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具体展现。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在谈到农村的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时，非常明白地说过：“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他的话说明，改革开放的理论是依靠对实践的认知来丰富的。而由此引申，对比近代以来，中国人在现代化转型中曾取法于一个个外国榜样而一挫再挫的事实，以“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又更多了一层从中国国情出发追求现代化的自觉。这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自觉。

与“摸着石头过河”相比，“顶层设计”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被提出的，它所反映的是这二十多年实践所达到的认识程度和理论化程度，以及这种认识和理论反过来又可以成为实践的指导。作为实践和认识相统一的成果，“顶层设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无疑需要“顶层设计”，也有能力形成“顶层设计”。但与此同时，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我们仍将面临许多未知的问题，所以依然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作为改革的主体，底层民众以实现温饱为初衷所引发的一系列自发的变革体现了一种来自下层的实践勇气，而中央决策层将群众自发尝试所获得的成功经验化为政策和方针以引导之后的改革进程，则彰显的是一种来自上层的理论勇气。由下层的实践勇气最终变为上层的理论勇气，其实质是一种认识的深化。认识的深化是在打破局限的过程中实现的，而局限之能够被打破，则是因为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说服力，以及由这种说服力升华而出的真理性。因此，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不断地以事实的说服力打破了惯性造成的局限，从而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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