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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替他遗憾了两年,终于等到了保罗·罗默拿奖!这个诺奖份量为何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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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张煜 2018-10-08 21:28
摘要:“今天早上我接到两个电话都没接,觉得是垃圾电话。所以并没有期待过自己会得奖。”在2016年曾因纽约大学官网“失误”而闹出过“诺奖乌龙”事件的保罗·罗默今天在现场电话连线中“冷静”地表示。

刚刚,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揭晓,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姆·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分别因“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引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而获奖。

 

“今天早上我接到两个电话都没接,觉得是垃圾电话。所以并没有期待过自己会得奖。”在2016年曾因纽约大学官网“失误”而闹出过“诺奖乌龙”事件的保罗·罗默今天在现场电话连线中“冷静”地表示,听上去,两年前的乌龙事件“伤透”了他的心。

 

两年前,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前三天,美国纽约大学商学院就早早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让外界猜测该校教授保罗·罗默,是否已经“内定”,但最后被证实是“乌龙”。不过今年,保罗·罗默终于如愿以偿。

 

与保罗·罗默一样“如愿以偿”的还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过去两届诺奖经济学奖颁奖,我们都预测保罗·罗默最有希望,却次次落空。今年他终于捧得大奖(“预测”这件事真不好干)。

过去两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都对保罗·罗默获奖做出预测,并解释为何诺奖与罗默擦身而过是一种遗憾。


宏观经济学生的“课堂噩梦”

由于保罗·罗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要研究成就都已被很系统的写进了教科书,因此对很多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来说对很多学习高级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来说,保罗·罗默或许成为过他们的“课堂噩梦”。笔者曾在欧洲学习宏观经济学,也曾备受其摧残。

 

在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课堂上,学生们首先认识的是“索洛模型”(Solow Model)——索洛发现,当人口和资本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寻找如何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时,索洛研究认为,外生的,即外来的技术进步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动力。也因此,索洛获得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保罗·罗默学习他的导师卢卡斯,开始用数学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他认为,一个国家内生的知识或技术进步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是便创立了“内生增长模型”——当知识被作为要素投入生产时,会产生正外部性,并实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其实是用数学模型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张同斌表示,罗默开创性地用数学模型表明,一个国家若要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增加对教育、科研的投入,以保证有足够的指数或技术进步产生。


中国改革新路径的佐证

 

在奖项揭晓后,有媒体问道:为何要将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威廉姆·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为当今徘徊不前的世界经济指明了一个可以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方向。”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回答。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也曾向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表示:“保罗·罗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都有很深的影响。尽管今天在全球经济界,人力资本、创新创意、制度设计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但在二十多年前,罗默将强调这些要素的作用,并首次加以数理模型的证明,是具有颠覆性的。”

 

“的确,保罗·罗默的理论对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诸位国内经济学家在得知获奖结果后感叹,虽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于近30年前,但其理论模型完全可以指导中国当前正在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保罗·罗默的模型也表明,若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发挥其正外部性,就需要对生产知识的动力进行保护和激励。”张同斌指出,因此,这也告诉我们,在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的同时,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同样重要。


“嘿,你还批判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吗?”

 

虽然,保罗·罗默是因其用数学方法构建的经济学模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在三年前,他却在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的论文,批判当下经济学研究领域正在滥用数学的现象。当即,便在经济学研究界引起很大震动。

 

果然,在今天的连线中,就有现场记者问保罗·罗默:“你是否还会批判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

 

“我没有因为数学本身而去批判它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使用。”保罗·罗默非常“耿直”地回答,“我认为,像英语一样,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是一门语言,是让经济学家进行交流的语言。我批判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滥用,是因为觉得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依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而我作为经济学家也有义务去让经济学研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保罗·罗默的中国学生

 

保罗·罗默是一位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经济学家,他不但当过大学教授,还做过两年左右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虽然因其风格而被世界银行员工抵制),甚至还开办过一家名叫Aplia的主营线上教学的公司,成为一名创业者,不过最终公司被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

 

保罗·罗默与中国也颇有渊源。他不仅将香港作为其“宪章城市”实践的样板,还来中国参加过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且有一位学生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就是谢丹阳,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现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


下面是谢丹阳教授写在自己博客上的与保罗·罗默与之间的个人花絮。

 

初次交往

 

罗默教授1977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专业为数学,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第一份工作是在罗彻斯特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始于1982年)。我1983年从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两年于1985年通过邹至庄项目来到罗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罗默教授拿到博士已两年,尚未有任何文章发表。其实这在美国是常见现象,与中国国内博士毕业要求发表多篇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制度上的差别,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在美国学术文章追求的是创新故门槛较高,而在国内梳理性的文章也能发表故相对较易。

 

我初到美国,英文听力勉强应付课堂内容,只有在罗默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堂中才觉得游刃有余。该课不设期中和期末考试,以一系列小测验代之。没曾想第三次小测验那天我睡得太死,竟没听见闹钟,晚到45分钟,助教拒绝让我参加小测验。不得以,只好去找罗默教授商量解决办法。教授却很通情达理,说那就用你前面两次中的最低分算作这次的成绩吧。他一查,发现前面两次几乎都是满分,乐了。这算是我和罗默教授初次交往吧。1986年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暑假提出在罗默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他欣然答应了。

 

芝加哥在召唤

 

罗默教授1986年《政治经济学杂志》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注意。芝加哥大学1987年请他做访问教授并为长期聘用作铺垫,他问我是否愿意以访问学生的身份随他前往。能够访问一心向往的芝加哥大学,我自是非常乐意。

 

去芝加哥的时候,正是寒冬。罗默教授自驾,车后挂着一辆租来的小拖车,装着他的家当和我的箱子。我一路陪他聊天,算是让他保持清醒。中途我们在酒店歇了一晚。也是这次聊天才知道他原是“高干子弟”:其父当时是科罗拉多州长,后来更成为民主党党魁。罗默教授一向很平实,绝想不到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

 

也是在这次聊天中,他说起在罗切斯特开始工作后,第一次出差就告诉家人:我这个职业,今后出去开会的时候很多,但时间会比较紧,所以不要指望我带礼物回来。他深明“规则”和“预期管理”的重要性。

 

对学生的培养

 

中国学生的优势在于技术上,而劣势便是缺乏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罗默教授为了提升我在这方面的能力,特意为我订了一份《华尔街日报》,要求我每天至少读读第一版的摘要。

 

此外,他让我锻炼收集数据的能力,在Lotus 1-2-3刚刚出现的时候,他就为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租了一间隔间,方便我熟悉使用这套软件整理数据。

 

总之,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强化,他看得很清楚,并要求我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罗默教授后来决定留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于是我必须决定是否留下,留下则面临着博士资格考试可能出局的风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博士资格考试之难是闻名的。幸运的是芝加哥大学居然允许我在未正式注册成为其博士生之前,先让我参加该资格考试(如此严肃的学府在学籍管理上居然如此宽松灵活,估计我们大陆高校的师生难以想象)。罗默教授面授机宜:将Alchian and Allen的教科书从头到尾读一遍!我顺利通过考试,得以正式转入芝加哥大学继续跟随罗默教授。

 

加盟斯坦福

 

罗默教授当时的太太在医学研究方面有着自己的事业,而芝加哥对她而言并不很理想。罗默教授于1989年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先去经济系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访问。我再次沦为访问学生的境地,当然我仍然是满心欢喜的。虽然多次转学会延迟我的毕业,但多见见世面总是好事。

 

在斯坦福的这段时间,我和罗默教授的办公室在校园附近的一座山上。他的在山顶,我的在山腰。有问题我就上去见他。这期间值得记叙的是两件事。一是他曾概叹卢卡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后来也成为我的指导老师之一)的文笔实在是好,而且似乎信手拈来。而他自己则需要一改再改。其实,那段时间他正在撰写1990年那篇文章。他写了多稿,有时甚至完全推到重来。现在想来,正是那么多的心血和投入,成就了这篇经典。

 

同样的,他对我的写作也要求很严格。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基于我1986年第一个夏天的研究成果。罗默教授觉得我应当正式写下它并试投。开始写作前,罗默教授让我通读William Strunk, Jr. and E. B. White的《Elements of Style》。当时读后记取的几点其实都很简单:1.猛用动词,少用名词,尤其不可堆砌名词;2.被动语态能躲就躲;3.不要拖泥带水:good就是good, 别说rather good, pretty good; 4. 注意连词;5.熟练使用冒号、分号、破折号。

 

我的这篇短文虽然只有六页纸,罗默教授却让我改了七稿。每次罗默教授只给我反馈意见,但并不直接在我的文章上涂改。他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通过每写一稿,迈进一步。因该文是对他1986年文章的补充和评论,故罗默教授建议我在投递时附上几句他本人的看法,我想这对该文顺利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评论栏是有积极作用的。

 

罗默和巴罗

 

罗默在芝加哥攻读博士的时候, 巴罗在芝加哥任教。其后,两人又是罗彻斯特的同事,关系非常密切。两人曾共同合著一文于1987年发表在经济学顶尖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这篇文章未涉及“经济增长”,可以说与两位的主要研究兴趣并无太大联系。这应该是两位重量级学者学术生涯中影响最小的一篇,谷歌学术搜索引用只有百来次,看来顶尖杂志加顶尖学者未必等于高被引。

 

罗默1989年将我带到斯坦福后,曾一度研究经费告瓮,于是请正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访问的巴罗暂时“聘”我为研究助手。可见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为了使巴罗能正常地从他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经费中给我资助,我还办理了一张哈佛大学的访问学生证。这么说来,我估计自己是读博阶段唯一一位拥有四所大学学生证的学生(正式或访问:罗彻斯特、芝加哥、斯坦福、哈佛)。

 

1993年罗默和巴罗在哈佛大学共同主办NBER夏季经济增长会议,我1994年发表在《经济理论杂志》上的文章便是在这次会议上被讨论。会议期间,有幸和巴罗聊天,我说起在罗彻斯特读的第二门宏观课是从他那儿学的。你读得如何,他问。我说不好意思,只拿了个B+。“早知道我们就不应该邀请你来参会了,”他开着玩笑。

 

几年后,巴罗来到香港科技大学给讲座,晚饭时说起要去澳门赌21点。我说我在斯坦福的时候也曾有一段时间想在21点上战胜庄家,曾组成三人小组去拉斯维加斯,铩羽而归。后来还通过Gauss软件模拟所谓致胜决策(即后来某电影中宣传的),结果都没法证实其可靠性,于是立刻金盆洗手。巴罗听了颇有兴趣,说他就是在用同样的决策,到目前为止总体而言还是赢多输少。不知他现在是否还有这闲情雅致。

 

罗默与卢卡斯

 

罗默关于内生增长的研究(JPE 1986)引起卢卡斯对此问题的关注。卢卡斯文章的发表(JME 1988)大幅提升了学术界对罗默文章的关注度。两人虽然都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罗默更为强调“人力资本”与知识之间的区别:“人力资本”具有排他性,知识,即使在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下,仍然无法完全排他。(延伸阅读: 沈沁、谢丹阳“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容置疑”,《金融研究》,2016年02期)

 

大家可能注意到罗默对经济增长理论中的Mathiness提出了严肃的批评(AER 2015)。他提请大家注意如今文献中的概念和观点陈述与数学描述之间太过松散,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他在文中点名批评的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卢卡斯以及普利斯哥特,二者均为诺奖获得者。不用说,这引起很多学者的不平和不快,认为这种批评显得过分。大家为罗默和卢卡斯的过节感到惋惜。我倒是觉得卢卡斯是有大智慧的学者,会理解罗默提出批评是出于为了该学科的发展不得不鸣的考虑。当冷静下来后,相信大家会更为客观地看待这一节。需要明确的是,罗默绝对不是否认数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而是强调概念与观点陈述要与数学描述有着严密的对应,理论与实践要互相匹配。

 

巨型风筝

 

因为罗默把香港当作宪章城市的样板,故曾多次访问。我曾安排他来香港科大给讲座,并通过同事雷鼎鸣、郑国汉教授帮他介绍接触一些香港政界、商界人士。他每次也都是来去匆匆,能挤出时间时便来我家里小坐、用餐。有一次,我们还带他去香港西贡某公园去郊游,当时有很多人在放风筝,他便说起他在美国喜欢放一种巨型风筝。没想到,宣称从来不给家人带礼物的他居然从加州给我们寄来巨型风筝,真是让人感动。这架风筝,至今我们全家只有我大儿子弄清楚如何驾驭。

栏目主编:徐蒙 文字编辑:徐蒙 题图来源:东方IC 图片编辑: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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