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5年多来，这个蕴含着传承千年的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载入安理会决议；3月23日，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一理念为“世界向何处去”指明了前进方向。上海社科院刘鸣研究员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的融合。以下是他在第十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上的演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一个外交目标，也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在世界上所要承担的一个大国历史使命。其具体内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阐明的五个方面：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其背后，体现了新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而这两“观”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思想支柱。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新的国际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

传统国际秩序的核心要旨就是两大要素：保障各国的主权与安全，确保世界的和平；维持有效与可持续发展。鉴于当今国际秩序进入到了经济全球化时期，人类面临诸多长期性、新类别的挑战，气候、环境、贫困、疾病、难民、跨境犯罪、网络安全、文明冲突等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主权、安全与发展的范畴，所以，维持国际秩序稳定与健康运行，需要引进全球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统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新的国际秩序观与西方的旧的国际秩序观的根本差异在于，在一个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的世界，需要从国家间关系存在的矛盾根源上去全面平衡地解决问题，通过大国积极示范与引导、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的方式进行全球综合治理，推广以包容、宽容、双赢、平等、多边协商等为基本原则的国与国相处的国际规则，保证各国的安全利益与发展权利，维持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逐步转型进入新国际秩序。这种路径不是西方大国通过传统的霸权压制、同盟优势、地缘均势来维持一种局部、偏安式的和平秩序。新秩序的动力与稳定器就是各国奉行开放的市场与公平的规则、融入经济全球化、尊崇自由化便利化的多边贸易与投资制度，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资金上让惠于发展中国家。

这个新的秩序观与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在核心原则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即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而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的创新性在于，具有更强的问题针对性，指出了中国的责任与各国努力的方向：首先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因为它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大国是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体，因为具有天然的优势，应该当仁不让地积极参与。其三，中国要发挥主要的角色，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同时，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其四，治理要为各国增长注入动力，使世界经济焕发活力，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其五，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其六，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体系由全球共商共建共享，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要弘扬合作共赢精神。其七，全球治理需要借助新兴的治理平台。

只要把以上既包含中国智慧与治理方案，又融入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各种理念、规则与实践的构想付诸实施，一个共同繁荣与和谐的世界，一个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才会成型，人类才能迈进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把同舟共济的意识落实到行动

习近平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内涵，但这个概念与思想也是中外历史上诸多革命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与哲学家长期孜孜追求的目标。他们在推进这个目标时也都清醒意识到，由于理念所根植现实的两维性，所以其实践的进程是漫长的，需要攻坚克难。

第一个维度就是，人类是在一个共生的系统中生存、生活、交往，这是一个本原的现实。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各个层面的相互依赖（经济、技术、文化等）与互动，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生产链的形成，各国的经济与人民生活对全球构成不同的资源需求，都证明了全人类就是一个有着休戚相关的命运的共存体与共同体。这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的船，所有船员都意识到他们的命运是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共同协力才能平安到达彼岸，否则不是倾覆就是原地打转。过去几十年全球治理的发展以及发展红利的共享，多边国际制度与地区一体化的成长，均体现了这种意识的强化。关贸总协定演化为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升格为欧盟、G-20的诞生等都反映了这种趋势。

但共生的现实并不自然生成国家合作互动的现实，就如在一个团队精神良好的公司内，员工都为公司的业务与前途打拼，但在升职、奖励、项目安排上会出现矛盾与冲突。更可况，国际社会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平等体系，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于是，现实中还存在第二种维度，即否定共同性、共生性的行动、政策与权势。表现为：国家实质上的不平等性，国家不均衡发展，资源不均等配置，国家发展理念与价值观差异；一些国家受极端利益集团绑架与个人强势控制等影响，加剧对国家优势地位与权力的追求，凭拳头与块头大，霸占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扩张势力范围，推销其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国际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与竞争。

这两个对冲的维度揭示了国际社会的两元性与主要国家的两面性，而且日益呈现出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当前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承担起领导全球治理、维护经济全球化与多边主义、推进国际社会决策民主化的责任，反而大幅度减少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采取一系列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世界经济动荡的举措，这些也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变得更为迫切而紧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需经过国家命运与人类命运的长期反复博弈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社会期望通过对国家发展的外在性的问题治理，对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因素干预、调控，以实现国家行为、政策、命运与全人类命运合一的最高目标。但由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发达国家内在的政治与经济治理的失策，全球治理平台缺乏权威性与创新性，西方与新兴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特别是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在WTO体制内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引起了美国的危机感与偏执性的愤懑，试图用贸易保护主义、歧视性的法律来打压中国的出口能力，削弱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阻缓中国发展。

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在全球挑起贸易战，反映了美国开始摆脱以盟国、国际制度、开放的市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体系，转向以其国家的绝对利益为优先的战略。其他国家为确保本国的利益不受到严重侵害，也不得不打一场贸易“自卫反击战”。

国际多边体制的建立就是考虑到世界经济与政治中，既有大如狮虎等超大国家，也有大量的 “羊群”，为确保平等与公平，就需要多边体制来加以协调规制。但由于美国对“国家命运”与利益的偏狭认知，把其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上，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思考国家与世界的利益关系，以损人利己的价值观来强化本国的命运，反映了其作为大国的领导视野、道德责任心、文明进步意识的倒退。这种现象也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国际权力观”与“共同利益观”仍未在所有国家形成。

从历史长远趋势与权力博弈上看，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与反复也属正常。每个国家在全球化与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有不同生存与发展命运，它来自于国力禀赋、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与决策能力、优劣级差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区位以及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所以，许多国家都期望在全球与区域的竞争与博弈中争取更好的命运，或营造一个对其命运有利的发展与安全的外部环境，而不是去追求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以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美国立场与态度为例，从小布什政府否定《京都议定书》到奥巴马政府签署《巴黎气候协定》，再到特朗普否定《巴黎气候协定》，美国的立场一直处于反复摇摆之中。这种反复摇摆既是美国政党、政治家的理念差异与博弈，也是一种如何处理国家短期命运与人类长期命运互补关系的哲学理念博弈。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个“囚徒困境”博弈理论，当两个囚犯分别被审讯时，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两年；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最有利，只被判刑半年。于是，两人同时陷入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处境。但两人无法沟通，于是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都依据各自的理性而选择了不利于他们的招供结果。但一旦这种“囚徒困境”的博弈被反复地进行，信息得到了某种沟通，双方最终会作出最佳的选择，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这就是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是一种合作型的博弈。

跳出“囚徒困境”，把自己的命运部分托付于一个共同信赖的共同体，实现自己的利益最佳化。这种结局的形成除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反复博弈外，历史上加速其产生还有两种外在引导性的条件：

1.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有关国家已经没有实力、资源、胆略进行对抗性博弈了。欧洲共同体与其升级版——欧盟就是最成功的一例。欧洲大国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摧残后，处于衰败、分裂困境里，一方面不得不依仗美国霸权来抗衡超级大国苏联，另一方面不得不抱团取暖，联合自强。

2. 诞生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多边组织来调停与规制冲突的利益，如战后的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它们可以通过成员间的集体意志来干预、规制国家的行为，通过投票、仲裁、政治磋商与调停、国际法、发展与技术援助、商业与道德规则、集体军事行动等手段来限制大国、强国的单边主义、霸凌行径。

但无论是区域性的共同体，抑或是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其权威、作用的发挥程度仍然取决于成员国对其核心利益与重要利益的界定，取决于内部的凝聚力与互补的经济/军事关系，也需视其能力能否根据国际形势与时俱进，能否驾驭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与扩大成员后所遇到的新挑战。目前，欧盟、联合国、WTO均遇到原有设计的功能与组织能力无法应对各种挑战的窘境，组织内的成员经常把对自身利益命运的关注放到了首位，而不是尊崇制度内的理念、原则、程序与集体行动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体需要对现有体制机制加以变革，使其更好适应新秩序的要求。

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中国作为正在成长的大国，面临着许多内外的发展问题。所以，驾驭好本国命运，确保国家繁荣富强、国力强盛、社会和谐、政治开明、社会与经济开放；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平衡充分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周边环境稳定友善，促进国际威望日益上升，是我们的优先政策选择。只有真正掌控了自己命运发展轨迹，使其向更好、更强的方向迈进，才有富裕的资本与智力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才有吸引其他国家一起协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势。

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通过以下原则与举措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首先，作为历史文明悠久的大国，作为走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新兴大国，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完全只从私利出发，以本国一家命运为大，以一国之“伟大”来拉世界发展做垫背，而要兼顾国家命运与人类共同命运。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上，中国要提供自己的智慧与方案，承担中国的义务，这是我们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性与示范性的贡献。

其次，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要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客观评价自身实力的有限性，正确判断世界各种矛盾的复杂性，要从资源分配、战略投入上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发展仍然是基础，是核心；参与国际合作是方向，是融入全球化与确保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前提条件，更是自身发展的外部保证。

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争取广大中小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改善它们的发展命运，提高它们的幸福指数。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中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各种富裕的资源，可以通过为中小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为中小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从而带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实践平台。建设的重点不仅是为相关国家输血，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能够实现自我血液循环的机体，帮助它们建立独立的产业及逐步进入全球价值链。

其四，除了“一带一路”建设外，中国将通过逐步扩大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这包括为气候治理提供资金与技术；派遣更多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增加联合国会费；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资金；增加在世界银行与IMF的股权份额；货币互换协议；加强对全球减贫的支援；利用卫星提供导航定点；气象预报；海洋资料；先进技术转让等服务。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依靠中国一家，它需要有更多的发达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其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定是一个一个领域与一个一个地区交叉、交替复合式推进的，除一些传统问题领域外，一些新的公地领域可以优先把新理念运用于实践，例如网络、外空、极地开发等全球公域的治理。中国共同发起或发挥主要作用的一些地区组织、多边组织，应该是优先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贯彻于各种合作构想中的最佳实践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峰会、亚信会议、APEC、东盟地区论坛等。中国与一系列国家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推进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最佳机制。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等，每个概念都有不同的内涵，都可以用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去研究。学术界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阐释，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曹铧友整理）

【思想者小传】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关系研究》杂志主编，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美国学会副会长、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东亚战略与政策、朝鲜半岛安全及其与周边大国关系。目前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全国重大课题《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变化与中国的应对》等多个国家重大课题。（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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