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9月30日，我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后的第一个“烈士纪念日”。

白求恩自画像。

你可知，加入援华医疗队献身于中国抗战的白求恩大夫，也是一位医生中的画家，其作品《自画像》《结核病历程》《午夜手术室》都是藏家热捧的珍品。走到白求恩在特鲁多疗养院里的自画像之前，可以发现他罹患肺结核后透出了迷惘的眼神，思考着“向死而生、转身去爱”的终极价值。

在上海健康医学院即日起常设的“医之魂——医学人文油画展”上，策展人之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说，作为当年的“自拍”，白求恩留下的自画像屈指可数，事实上他病愈之后就奔赴西班牙活跃在救护前线，后来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世界人民爱戴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

画家与名医，医患“同框”现身

展上，在另一幅中国人孙景波创作的白求恩油画中，“战地医院”帐篷下，白求恩大夫已经因为手术自伤感染而不适。他的左手不再灵便，却仍然用右手顽强地为伤员处理伤口。画面传达出他心中的信条：多救一名伤员，就是多杀一个敌人。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早有名言：“医学的艺术，乃是一切艺术中最为卓越的艺术。”《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大约半个世纪以来坚持在每期封面上选用艺术作品，并在杂志内附一篇散文加以解读。当下，从伦勃朗《杜普教授的解剖课》、列宾《精湛的手术》到梵高《加歇医生》，为什么京沪学者、医者合作在医学院里常开画展，向医学生以及社会公众开放，让人在中央美院等艺术院校师生临摹的约50幅名画中欣赏与领悟？

画展的前几幅作品，既是名画中的名医，也是画名医的名画。比如英国画家菲尔德斯·路克的代表作 《穆瑞医生》，也挂在策展人之一、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办公室。它描述了画家本人因孩子患病所经历的典型场面。

画面左侧桌上有一盏亮了一夜的灯，窗口一缕清晨阳光照进来，映射在穆瑞医生脸上及安然入睡的病孩身上。医生身旁及地上，有一些药水、被丢弃的纱布、用过的水盆和毛巾等，透露出极为有限的治疗手段和可能无助的简陋技术。“这暗示经过通宵抢救，病孩似已脱离危险，疲惫的医生仍坚守在床边，手托下巴，全神贯注于病孩，在竭尽全力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处理。”而孩子的父亲即画家本人，一只手搭在桌上埋头掩面的妻子肩上，并用高度信任的眼神注视着医生。

“当时，医生备受社会敬重，虽然还没有发明抗菌素，大量患者感染如今看似简单的病症而失去生命，但医生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赢得了病人及家属的信赖，超越了一般的‘契约关系’。”

《与阿雷塔大夫在一起》。

黄钢教授找到的另一幅画家与医生“同框画”，是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的《与阿雷塔大夫在一起》。74岁高龄的戈雅因美尼尔氏综合症，表情痛苦，身体佝偻，双手拉扯着被褥；而大夫在戈雅身后，坚定地支撑起他的病体，眼神关切、充满同情，右手还拿着一杯水，喂饮着戈雅，情同手足。在《现代临床医学大师奥斯勒》画像前，黄钢告诉医学生，奥斯勒的不少良言至今激励从医者，他说：“行医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交易；是一种使命，而不是商业。”

《南丁格尔的心事》。

护士也是如此。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发现，譬如画家布格罗笔下的《南丁格尔的心事》一画，南丁格尔小姐正接受理查德先生的求爱，但她却陷入两难的沉思，最终走出温馨的家，拒绝情侣的爱，独自终身守望现代护理事业。这位“提灯女神”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伤员感染率、病死率，更为士兵送去母性温柔与关切。她成了英国国家英雄，画像上了邮票、纸币，雕像立在伦敦市中心……

400年医史画风，从苦难到辉煌

大约400年的现代医学史，某种程度上也在画布上留下缩影。王一方教授表示，从1632年起，伦勃朗真正打开了医学风俗画派的新视野，人们在人文医学画中总能发现“忧郁的眼神”“拘谨的手形”……鲍迪所画的《巴雷截肢》揭示出一段背景：17世纪之前，法国外科医生与理发师同属一个行业组织——理发师及外科协会。画面中，准备实施截肢术的巴雷大夫，既是外科学鼻祖，又是一名理发师，因为战争他被征召到前线，挽救了许多战士生命。

《巴雷截肢》。

“外科大夫们大约用了100年，才被国王允许加盟行业协会，”黄钢教授说，直至19世纪，被认为只有“理发匠的手艺”的外科医生，终于逐步摆脱与理发师甚至放血者的卑微联系，“开始了外科学从苦难到辉煌的历史演变。”

穿行在不同年代的手术题材作品中，如托马斯·埃金斯的杰作《格罗斯的外科诊所》，就是一幅19世纪70年代美国外科快照。著名外科学教授格罗斯即将实施骨髓炎手术，此时患者在接受麻醉，但外科医生们穿的是日常便服，也不戴口罩及手套，周围众人像看戏一样观望，一位老妪则在角落哭泣……“但这幅画画出了格罗斯的大医风范，他如临场的将军，正缜密思索将要进行的手术细节。”

10年后，埃金斯又创作了《阿格纽诊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外科学的显著变化。那时，已经有了白色手术服，相关的消毒准备及简单的隔离要求。“阿格纽教授手持柳叶刀，高度镇定、气宇轩昂，给周围同事、学生、患者及家属一种可敬可信的形象，体现出英雄主义的人文气质。”

黄钢认为，纵览这些名画，可见当年医师虽无更多医疗器械，甚至还缺失作为医生标志物的白大褂、听诊器，但他们在画家的艺术眼光下并非技艺至上的匠人，而是始终透射着纯粹而醇厚的医学精神特质。“令人遗憾的是，现今医学技术进步了，医生更多宠信于先进设备，由于过度插入了这‘第三者’，医患之间减少了‘望、触、叩、听’，关系反而疏远了。”

或许正因如此，当今如美、德等国外医学院校人文艺术课程所占总学时的比例，多达20％至25％，数倍于国内同行。王一方举例说，2015年起，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始让医学生接触艺术、文学、戏剧等，目的就是让医学生更富有同理心、共情力；耶鲁大学医学院也要求学生去博物馆观察油画，培养其洞察力和同情心；而哥伦比亚大学甚至要求新入学医学生须完成6周医学文学方面的阅读与写作训练，包括医疗小说（剧）创作；还有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与艺术学院联合提供300件艺术品开展医学教育。

正如人们所叹，眼下患者排队检查的时间越来越长，直面医生的时间则越来越短。“就诊中，患者不仅仅希望缓解肉体的病痛，更需要精神的抚慰。”美国医生特鲁多说过：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黄钢表示，这些画作、这些医生，告诉世人医学在技术技能技巧之外，更是人性人情人伦，“我们必须遏制一种医学沙漠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