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1日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两次向学员们郑重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即“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有一个背景：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策略，对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手段。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来号召学员，含义是十分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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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以什么面目相见

罗崇巍

人与人分别之后，有的永不能相见，大多数人还会再见。别后以什么样的面目相见，这是多数人不曾想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1日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两次向学员们郑重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即“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有一个背景：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策略，对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手段。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来号召学员，含义是十分深远的。

对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第一，是“抗战到底”，是“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第二，“永远”有多远，又要走向哪里？毛泽东说：“我们总要达到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目的”“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起达到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奋斗到底的革命信念，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的道德”“真正的政治道德”。

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的要求，高瞻远瞩，寓意深远，至今犹有教育意义。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的确，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今天别离，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再会时是什么时候、什么样子。在动荡战乱的年代，尤其如此。许多人开始时都是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形势顺利的时候，他们前进着；处在十字路口时，他们就开始犹豫徘徊；当革命遇到挫折时，有的就背叛了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初衷。这些人，不是坚定的革命者，而是摇摆主义分子；不是“永远”的革命者，而是暂时的革命投机主义分子。

坚贞的革命者，是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的。第一次相见是那样，第二次相见时也是那样，最终相见还是那样；顺利的时候是那样，遇到挫折甚至失败时也是那样，他们永远不改革命者的本色与面目。就像赵尚志说的：在鲜血染成的党旗面前，轻易不要举起你的右拳，一旦举起来了，就不可以轻易放下。他三次负伤，三次被捕，一次赴刑场陪决，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他革命者的本色与面目从未改变。

石可破而坚不可夺，丹可磨而赤不可灭。方志敏身陷牢狱，坚守“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谢觉哉从秀才到党员，坚信“我已以身许党”；罗瑞卿虽身处险境，也“宁可冻死饿死，绝不背离共产党”；赵一曼面对屠刀，坚定“我的主义、我的信念，绝不更改”。纯粹的革命者，不分顺利与挫折，不管成功与失败，信仰从不改变，血脉赓续相传，哪怕泰山压顶，无论风吹浪打。

留下来的都是最坚强的种子。在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改变了“革命面目”的人不知凡几。但血与火的磨炼、生与死的考验，使革命者的意志更加坚强，信念更加坚定，那些意志薄弱者被不断淘汰，也因而使我们这个队伍更纯洁、更有战斗力。

我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打倒，有人却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仗。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打过仗、负过伤，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过誓。但革命胜利后，便经不起诱惑，面目也随之改变，有的甚至变得面目全非，由艰苦朴素变成了贪污腐化，由服务人民变成了以权谋私，由官兵一致变成了高高在上，由和蔼可亲变得面目可憎。这些中途变节、变质的人，与毛泽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的目标相差甚远。

一个人长时间不见面，突然一见，往往会脱口而出：“变了！”这个变，既有体貌与外表上的改变，也有思想与精神上的改变。但该变的变，不该变的永远不能变；其他的可以变，但本色不能变，初心不能变，革命者的面目不能变。为防止“不能变”的变了，解放后的徐海东将军，每逢有人来探望他，将军必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将军三问，一问思想，二问廉洁，三问作风。一个人变没变，从这三问中就可以问出个八九不离十。

现在，可能有人久已不闻“革命者”这个词了。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绝不能抱天真的“诗人的幻想”，而应该永远做一个革命者，“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

（作者单位：武警四川省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