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提出总体目标包括：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高，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意见提出，要推动消费税立法，加快住房租赁立法和个人信息安全立法。

为什么中央和国务院要专门发文鼓励大家消费呢？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还是先来讲讲历史，大家都知道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大萧条”。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终结了“一战”后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作家菲兹杰拉德在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夜色温柔》里，将那个旖旎的“美国梦”在夜色里温柔的杀死了。而卓比林在他的经典电影《摩登时代》中，永远记录下那段“黑白色”的历史。

我们高中课本里讲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时，有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那是密西西比河里倒入数万加仑牛奶而变成了白色，被称为“银河”。倒牛奶是因为牛奶太多了吗？看一看《摩登时代》里消瘦的卓比林，为了不饿死他情愿犯法、顶罪以求被关进监狱来保证有口饭吃。事实上，自从“经济大萧条”后，牛奶的价格就不断下降，1931年初纽约州每100磅牛奶的收购价是2.25美元，到1933年初每100磅牛奶的收购价已经跌破一美元到了0.99美元。这样的价格，对众多奶农来说就是越卖越亏、谷贱伤农，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所以，倒牛奶是一种有苦说不出的苦闷。

为什么牛奶这样西方人最基本的食品会出现如此大的“过剩”？并且，牛奶即使不立即饮用还可以制作黄油、奶酪等其他食品，这样的问题总有好奇的学生提出来。当时的政府不是没有做过努力，1933年罗斯福实施新政后，立刻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试图稳定农产品价格。1933年9月，联邦政府斥资4300万美元收购了6000万磅黄油，想要稳定黄油价格，却依然难改颓势。牛奶没人喝、黄油没人吃，可想而知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普通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而消费则已经枯竭到怎样的境地。

为什么普通人连基本的食品也消费不起呢？1929年美国的失业率是3.2%，甚至低于今年失业率的3.9%，而今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到1933年失业率达到历史性的25%，短短四年间，失业率成倍增长。而从工资水平看，1929年普通低技能工人（现在俗称“普工”）平均每小时工资43.7美分，1932年跌倒38.1美分、1933年跌至谷底的35美分，到1934年才由于新政回到43美分。

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他认为“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指人们有能力并且愿意购买的需求，他从而提出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在今天可能会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从一个简单逻辑看，如果国民收入过低，则需求必定降低，则消费必定减少，则产品可能过剩，则企业减少生产，则失业可能上升，则国民收入更低……

消费如此重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当技术已经不再是制约产能的主要原因时，消费是制约产量的关键。一旦消费不能有效增长，陷入萎缩，经济会出现整体的恶性循环。

可是有人说，“2018年是消费降级的一年”，网络段子戏称“泡面、榨菜、二锅头，购物包邮9块9”。作为“消费降级”的代表“拼多多”在美国上市了，泡面、榨菜、二锅头等低端消费品的销售收入同比有较大增长。

消费真的降级了吗？其实我们从统计数据看，我国总体消费情况向好。上半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实际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018亿元，同比增长9.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消费增加的背后是，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实际增长率为6.6%，与消费支出的增长几乎一致。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似乎并没有完全过时。

党中央和国务院如此高规格的出台文件强调促进消费、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性，当然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有关，但我们更要看到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在于，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加。而这恰恰与当前的另两个热点息息相关——社会保险与个税征收。

前文我们提及在“经济大萧条”时，失业率高达25%，犯罪率也随即大幅增加，社会系统性奔溃。如果我告诉你，今天希腊的失业率为20%，并在2013年达到过27.3%的高位，你是否依然只能想起蓝色的爱琴海边连绵起伏的白石屋的美丽画面。高失业率是今天欧洲的普遍情况，但社会系统性崩溃却并没有出现，这要归功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1942年，尽管二战还没有结束，英国政府已经开始为战后重建做准备，他们委托了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展开了一项研究调查，这便是《贝弗里奇报告》。这篇报告只花了贝弗里奇爵士一年的时间写就，而它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深远。报告中写到的“社会保障应该是普遍性的而非选择性的”、“社会保障应该从以雇佣身份为基础发展到以国民身份为基础”、“社会保障应该从以城市为重心发展到城乡并重为重心”等观点，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社保全覆盖”。但在社保制度全面推进的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网约工”因不属于劳动关系而无法缴纳城镇职工险的新问题。如《贝弗里奇报告》所言，我国的社保制度还有待“从以雇佣身份为基础转到以国民身份为基础”。而社会保险缴费比例高居全球前列的问题，对政府、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改革难题。

至于个税，我国个税起征点已经历经四次调整，从800元提升到5000元。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优化了税收结构，增加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尽管具体实施细则还有待国务院制定，笔者希望在中央鼓励消费、激发消费的大背景下，对“上有老、下有小”的消费中坚力量家庭给予更大税收支持。

比如，在子女教育费方面，建议对于有孩父母双方给予每个子女一定的抵扣额度，而非采取发票报销的形式。考虑到义务教育不应该产生额外教育费用、私立教育本身不应该纳入税收抵扣范围、校外培训则已被教育部明确反对，按照孩子数量给予抵扣额度，既能体现公平性，也可以简化报税手续。同理，对于赡养老人费用的抵扣，如果仅仅采取养老院发票报销的模式，则显然与目前的居家养老模式相悖，按照赡养老人人数给予抵扣额度的做法更为公平。

相信对中央鼓励消费的号召，只要各项政策互相配合，消费这个撬动经济的杠杆，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