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小城探路“低值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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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平方米的垃圾分拣厂坐落在城郊。 冯蕊 摄
垃圾分拣厂里，一只只完好无损的水果筐垒成小山。收废品的货车来了，纸板箱、饮料瓶被挑拣走，剩下的这些筐令人发愁。运走它，运费比筐还贵；留下来，多占1平方米的仓库也是在烧钱。
这便是玻璃瓶、旧衣服、泡沫板、水果筐等“低值可回收物”的日常。2024年国家发改委报告显示，它们占生活垃圾的四成，回收率却不足三成。每年有超过7000万吨低值可回收物被焚烧或填埋，源源不断地消耗空间、产生污染。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次在法律层面要求促进低值可回收物的利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想办法。
在西藏林芝，两任城管局科长、一家环保小公司、一批分拣工人，被这些“不值钱的垃圾”推到一起。这段合作映照出小城市治理的难处：面对缺少经济价值的公共事业，市场往往不愿买单，政府兜底又难以在所有环节做到高效、专业。
各方该如何划定边界，不让治理在一次次风潮过后停摆，还损伤公众的信任？
寻找“林芝模式”
2024年，王彪站在填埋场边，看着垃圾车一辆辆进来倾倒。他估算：“这些垃圾里面，至少有10%，甚至20%，是可回收物。”
那时他刚担任林芝市城管局市容环境管理科科长。在这座城区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小城，日均产生垃圾约15万公斤。旅游旺季数量还在上涨，人均垃圾产生量快超过国家平均值。
市里没有垃圾焚烧厂，只在郊区有一个填埋场。尽管垃圾在前端做了分类，但末端没有分拣中心和处理设备，还是得混在一起。全国垃圾分类工作排名中，小城在倒数几位。更大的麻烦是，填埋场的库容快满了。
市领导反复叮嘱：“要从源头把垃圾量减下来，找到垃圾分类回收的‘林芝模式’！”
市容环境管理科直接挂上了“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牌子，王彪开始一趟趟地往垃圾填埋场跑。填埋场里那些快递箱、易拉罐、饮料瓶都好解决，街边的个体户就能收。“但他们收不全。”被拒收的就是低值可回收物，在林芝，这些回收物常常是旧衣服、牛奶盒，还有特别多的塑料水果筐。
它们在技术上可以回收利用，比如水果筐被粉碎成颗粒后，能做成新的塑料制品。但林芝没有配套工厂，运回内地的运费每吨两三百元。可它们一旦进入填埋场，代价更大。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塑料长时间难以降解，渗滤液会污染越来越多的地下水源。
该怎么办？局里的紧迫感一天比一天重。
不久后，央视播出了一期新闻节目，在陕西一个县城，一家叫奥北环保的小公司把垃圾分类的事做成了，兜住了低值回收。王彪反复研究报道，那里也是旅游小城，人口规模、垃圾结构和林芝很像。他想把这个模式复制过来。
那年8月，他趁着出差，去奥北环保公司实地考察。那是写字楼里的一个格子间，装修简陋，总部的稳定员工只有7人。接待他的是44岁的创始人汪剑超。这名前微软工程师，2011年辞职后便一头扎进垃圾分类行业。
起初做这件事，是因为他每天上班会路过一个垃圾遍地的地方，“一有风，特别是春秋两季，塑料袋和废纸就会被吹得满天飞”。那年，妻子刚刚怀孕，“我不想孩子以后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但真正创业，他才发现苦日子是常态。在成都租一个回收厂房一年租金几十万元，工人要交社保，消防资质要完备。路边收废品的个体户没有这些负担，同样一斤废品，大爷能出八毛钱收，他出八毛就要亏钱。“在收破烂的大爷面前，没一个能打的。”汪剑超说，“我们的价值不是去和大爷抢生意，而是去捡他们不要的东西。”
投资方的融资渐渐撤了，供应商也追着要回报，他始终在分期还款。
2017年，他注意到国家政策文件里出现了“两网融合”，政府的环卫收运网和市场的再生资源回收网，长期各管各的，低值回收物就处在中间地带。要真正做到垃圾减量，得把这两张网接起来。这需要政府的场地与监管，也需要企业的运营和渠道。他决定换这条路试试。
换一种合作方式
起初两人都持怀疑态度。
王彪见过太多“快进快出”的环保企业。政府刚放出招标消息，就有人提着“成功案例”上门推销，拿到了政府补贴，做个一两年，后续运维没了踪影。
2016年，在国家相关部委“垃圾分类”的工作要求下，各大城市陆续推行垃圾分类。仅一年间，全国新注册的垃圾分类企业超过3万家，各地政府纷纷拿出专项资金。典型的模式是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将分类回收工作外包给这些环保企业。王彪担心：“别又是卖设备的，中了标就不管了。”
汪剑超也尝过中断的教训。奥北最早入驻过大城市，因租金昂贵，两年内搬了四次厂房。最终还是决定撤离，去能够提供场地支持的小城市发展。换了城市后，他们又遇到新的麻烦：上一任领导审批同意回收点位的电费由社区出，下一任又质疑“凭什么”；上一任领导签的采购清单，等到设备坏了要更换，再申请经费还得慢慢协商。
这些变量最终伤害了居民的习惯。
公司搬离某座城市后，一位居民打12345热线问：“收垃圾的点这么快就没了？”她攒了好几袋可回收物，不知道往哪里扔。她又去公司公众号留言：“你们啥时候能回来？”过了两三个月，她不再分类了。另一位居民发现回收点断电、门打不开后，留下一句：“再也不想来这里。”
汪剑超渐渐意识到，合作的方法得变。光靠低价回收是赚不了钱的，得通过政府的行政资源，让居民在源头把分类做好，这样才能把分拣的人工成本降到底；企业负责找渠道把量做起来，兜住亏损，慢慢实现盈利。
但他得向政府要三样东西。回收点位由政府统一采购，作为公共资产，“就跟公共厕所、路灯一样”。还要一笔60万元的补贴，来填补前期的亏损。“目标是三年后，公司不需要再靠政府输血。”最关键的是一处稳定的分拣厂，由企业花钱租赁，把前端分类和末端回收连在一起。汪剑超表示，有了这些条件，哪怕公司走了，政府也可以把系统交给国企或环卫企业继续运转。“我们来提供设备和培训。”
“企业当然要赚钱，但还是要给政府省钱。”王彪直言，政企合作要有边界，“只要能做好，钱就能到位”。
双方决定先签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王彪找来一处1300平方米的场地用作分拣中心。汪剑超算了算，“应该够了”。两人又在城市中找了80个点位，跑了三个星期。最终定下其中40个人流密集、垃圾产生量大的位置做回收点，在2025年8月投用。
建一套透明机制
2025年秋天，保春莲第一次见到那些“奇怪的垃圾房子”。她本是青海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女儿考上大学后，她和丈夫关了店，自驾到林芝。两人闲不住，找了份环卫日结的工作，“给丫头挣点学费”。
有一天，丈夫在自驾营地边发现一间玻璃房子，上面写着可以投放14种可回收物赚钱。他收过玻璃瓶、牛奶盒，还有水果筐，这些东西体积大占地方，许多废品站不要，他便投进了这间玻璃房子。回来后他兴奋地说：“手机上真的来钱了！”
这些回收点也被奥北公司称作“阳光房”。
汪剑超最早做过市面上那些智能回收箱。一组箱子成本两万元，分散在几百个小区，每个箱子一天回收不了多少，收运车却要频繁出勤，运输成本比箱子本身还高。更关键的是，旧衣服、玻璃、泡沫塑料投进去系统不收，最后还是由工作人员扔回垃圾桶。
近年来，许多城市的环卫管理者试图解决回收端的问题，但这依赖督导员现场检查。“如果居民能够自觉、正确分类，垃圾房无人值守，就能省下这些人力支出。”汪剑超说。
信任靠一套透明的机制建立起来。
公司试图搬来互联网大厂的“产品化”思维，让居民“先付费、后免费”。每个点位配了100个免费袋子，份额用完了，后参与的居民就得自己买，10元一只，筛选出愿意认真分类的居民。袋子上的二维码关联用户，分类对了有相应的返利，分错则会被追溯。工作人员在分拣后台检查，通过小程序反馈给居民。第一次分错扣0.8元，第二次扣1.6元，多次分错关闭权限、重新学习后再投递。
政府负责盯着这些细节，城管局按季度考核企业：阳光房有没有异味、地面干不干净、设施设备状态如何，每一项做不好就扣分，影响补贴到账。回收价格也得受监管，调整要写报告，政府批了才能动。“所有环节都可以追溯。”汪剑超表示，后端的分拣也一样。
传统废品站一般有20多个工人，每人每天处理300多公斤垃圾。但在回收行业，每人每天处理500公斤是盈亏平衡“生死线”。“关键不在人多，在效率。”他算了算，得在林芝的分拣中心招5名工人，配备好用的工具和设备，才能让每人处理的垃圾量达到及格线。系统后台滚动着工人的实时绩效：谁、什么品类、多少公斤、挣了多少钱，工资日结。“干得快的留下，干得慢的自然就离开了。”
保春莲和丈夫很快看见了奥北招工的信息。他们想起那间“真来钱”的玻璃房子，便联系了公司。55岁的保春莲目光只扫一下，纸板分去左边，瓶子分去右边，整套动作不超过5秒。一袋满了，称重、封口。广播响起：“第47袋，26.6公斤，优秀。”
把这件事做长久
一年间，小城的变化超出预料。瑞幸、库迪、巴黎贝甜涌进步行街，麦当劳的灯牌在雪山边点亮。只有两三个安检口的机场，等待的队伍排成长龙。截至今年6月，林芝旅游人次年均增速达20.76%。随着大坝工程开工，城区一下子多了数万人次建设者。
垃圾量不断增长。填埋场已在2024年12月因满库容停用，每天不可回收的垃圾要拉到80公里外的米林市填埋。
连续三周，保春莲的双手没停过。林芝一中高三学生毕业，一个年级就送来7吨书。丈夫早已嫌累，换了份叉车的活儿。
“旅游旺季和毕业季撞在一起了。”负责奥北林芝项目运营的李柏佳说。这个月她叫了4辆大货车，一辆车运费就要8100元。运出去，盈利越来越少；不运，厂里的货太占地。“最头疼的是那些水果筐。”李柏佳试过，把筐用绳子连在一起，一解开绳就散一地，称重和装车都慢。
公司只得向政府求助。
6月底，林芝城管局会议室里，李柏佳开口：“希望政府能帮我们解决场地的问题。”
“林芝是个新兴城市，计划赶不上变化。”政府工作人员摊开地图——建成区只有15.5平方公里，周边的土地有两百多家公司盯着。最近的一块空地，在半小时车程之外。
坐在对面的张兴晖，去年年底刚接任王彪的科长职位。地的事不是城管局能单独拍板的，得由发改委立项，再经自然资源局或住建部门审批。
李柏佳有些无奈。在回收行业，“场地”卡住了太多政企合作。就连央视报道过的那个“样板项目”，也一度因为厂房成了拆迁用地而面临停运，最后是政府出面协调，腾出一处废弃的垃圾压缩站才“续了命”。
让张兴晖更担忧的是居民的实际参与率。截至目前，奥北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近7000人，投递近5.8万次，回收量超过565吨，分类正确率达到97%。政府又追加了20座阳光房。
连着好几周，投递量排名前两位的，始终是步行街的保安和小区门口的保洁阿姨。很多居民为了注册时那几元钱福利拉人头，把家人的账号都注册了一遍，拿了返利就再没投过。“注册用户不等于参与用户。”张兴晖说，“参与率必须提上来。”
李柏佳也有自己的考量。普通居民从注册到成为忠实用户，需要时间和投递次数的转化，是个缓慢的过程。而公司经营是市场行为，必须靠足够的量把成本摊薄，回收体量越大，公司在下游的议价能力越强。
“我们都想把这件事做长久。”张兴晖说。
信任在回收里延续
大家都在想办法。
张兴晖跑到已停用的填埋场问：“这个地方能不能用来建厂房？”
李柏佳接话说：“我们愿意出钱建厂房，但地得请您帮我们谈谈。”
张兴晖也为难，地是村里的，要跟村集体坐下来谈。建了厂房要招村民做工、建宿舍，每一项都不容易。他还提议，能不能通过积分的方式来提升居民的参与率，比起人数，实际投递量也可以作为分数积累兑换更多的奖品与现金奖励。
他接到电话，市里和自治区政府很重视这件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注意到了这个尝试，有意在全区推广。垃圾分拣回收的场地也已纳入“十五五”规划。
在这件“不值钱”的事上，虽仍未有一个完美的解答，但越来越多人看到他们的尝试。
北京泽乡惠众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唐莹莹跟踪过不少低值回收项目。她注意到，林芝的实践在生态保护之外提供了一个观察“市场逻辑如何嵌入治理逻辑”的样板：在传统的公共事业治理中，政府往往面临两难，要么容易事无巨细地包办一切，要么又容易在引入企业后没有提供有效的支持，最终导致“垃圾分类只是一阵风”。
“政府在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唐莹莹说，这次，政府没有包揽一切，也没有彻底放手。企业不依赖政府补贴生存，但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稳定的运营环境和设施支持。政府不直接运营，但通过采购服务和数据监管确保质量。最终要找到一条可持续的路，不让居民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怀疑。
信任在回收的日常里延续。
汪剑超还在四处谈合作、拉投资。
保春莲打算再干两三年，等孩子毕业后回老家。晚上，工作了12小时的她回到宿舍，今天的绩效是200元，比干环卫时翻了一番。
厂房里，那些让人发愁的水果筐，有一部分已被打成碎片，按颜色分装成袋。还有一些筐，仍堆在那里。李柏佳正为它们寻找一个更合适的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