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的“争”与“不争”
一
我曾在文中多次提到“文人相轻”的陋习，说这是一种使气耍峭和不够亮堂的小我格局。当然我也写过古来文人相重的事例，认为这是一种渊雅高华的人格气象。这里要提及清朝两位学术宗师钱大昕和戴震，他俩分属乾嘉“吴”“皖”学派。之所以拿他们说事，是觉得二人间的交往尤显特别。
曾冒酷暑去过一趟嘉定老城，横沥与练祁交会口有钱大昕故居“潜研堂”，因其自号“潜研老人”，故得此名。这是一座风格简朴、依河而建的徽式建筑。门前有座精美的亭子，置于沿河护栏前。故居面积不大，砖木结构，有小天井和两层楼房，往西还有几间平房，和江南清代民居别无二致。当然作为“浓缩版”，大抵仅为故宅之一角。前厅悬一牌匾，上为钱大昕自书的“诗礼传家”。主厅介绍钱大昕学术成就、生平及乾嘉学派的学术脉络。
钱大昕47岁因父丧丁忧回乡，便称病卸篆，于“潜研堂”定居，潜心著述，集30年之功，完成多部著作。他还出面主持了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可惜他目力渐衰，常认不出访客何人，用餐亦须家人夹菜。乾嘉学者中多人近盲，如顾炎武、余萧客、王鸣盛、章学诚等。戴震也不例外，“观书几与面磨”，这大抵是训诂、考据学人做学问过于用功，外加灯油质量不佳落下的后遗症。
同年秋，我游黄山，一边云海观松，一边惦记着屯溪市区的戴震故园。可惜无法抽身，下山后即赴江西婺源而去。好在婺源有个江湾古镇，镇子里有朴学大师江永的故居。他身上还有一层光环：戴震的老师。因公认戴震为皖派创始人，故人称江永为皖派“奠基人”。过访江永故居，我看得很仔细，可算是对未能“访戴”的弥补。
钱大昕、戴震二人，前者为文史考据学家，在史学、音韵、训诂诸方面成就卓著。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一流学者均给予钱氏极高评价。戴震则为思想家及考据学家，和钱大昕同时代，且相熟。
近代以来的学者多把戴震置于钱大昕之前，认为戴震的学术地位更突出。自然也有不同意见，如吴派学者江藩即认为“东原（戴震字）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指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这里要稍作解释，“不读汉以后书”所指的“汉学”，即研究与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衍及小学、音韵、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学术。其治学根本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
戴震二十几岁便开始著书立说，凡书一出，即被人叹为“奇书”。但他性介物忤，32岁时为躲避地方官府加害，只身北上，后断续十余年居于京城。穷愁却不潦倒，被人目为狂生。他从未自伤不遇，却有那么点“自负天才”。钱大昕当时也在北京，考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出任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正四品）、提督广东学政等职。
二
某日，钱大昕在寓所接待了身穿破棉袄、带着书稿求见的落难秀才戴震。二人一整天纵论学问，语多投契，戴震离去时，钱大昕毫不吝啬地赞其为“天下奇才也”。第二日，爱才如命、一腔热怀的钱大昕向礼部侍郎秦蕙田推荐戴震之学，秦当即与钱大昕一同坐车访戴，探讨学术问题，秦蕙田亦表叹服之情。这还不算，钱大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又在朝廷要员和纪晓岚、朱筠、王鸣盛等同班进士中推举戴震，使之声名鹊起，一时名流高官纷纷与之结交。这些人未因戴震出身寒微、没考上进士而对他有所怠慢。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学问高低并不取决于一纸八股文，真才实学才是检验的绳尺。秦蕙田与戴震论学后，便把戴震接到家中，让其与新科进士王昶一同编书，共事五月而别。纪晓岚也请戴震当家庭教师，一干近10年。他认真拜读了戴震《考工记图》的书稿，钦佩其学养之深，常以高人之礼待之。还为囊中羞涩的戴震出资刊印著作，作序加以推崇。戴震在纪晓岚家中，利用教书的空隙，又一连写了多部著作。
戴震在纪府期间，桐城派大师姚鼐因仰慕其学识，修书一封请予拜师，被学界传为美谈。后朝廷开四库馆，蒙总纂官纪晓岚的举荐，戴震才以秀才身份破格入馆修书，担任纂修一职，生计遂有着落。戴、纪二人交情很深，以至戴震死后多年，纪晓岚仍写诗予以缅怀，仅录一首如下：“披肝露胆两无疑，情话分明忆旧时。宦海浮沉头欲白，更无人似此公痴。”
所有这一切，固有戴震深厚的学养作为根基，然其声名未彰之时，钱大昕一力荐剡，朴厚待之，引众口翕然以至名满京城学术圈，堪称挖井栽树之功。戴学声誉鹊起之时，钱大昕不计身份高低，仍称戴震“学通天人”，足见其胸次。戴震去世后，还是钱大昕为其作《戴先生震传》，推彰其学术成就不遗余力。其为人之古道相勖，绝非龂龂不休于学术虚誉者能望项背。
钱大昕、戴震二人虽派别不同，却一向秉持相互欣赏的君子之风。然戴震生前提及钱大昕时，一句“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字）为第二人”（出处为学者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颇令后人玩味。这等于说戴震俨然以第一人自居，把学识渊博且有恩于己的钱大昕排在次席，后来一些学者多为钱大昕鸣不平，称此举为“戴震式的自负”。
对此事应取何视角呢？在下不才，却愿抛砖引玉：首先，戴震确为乾嘉学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时人称为“经学大纛”。梁启超曾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把钱大昕排在仅次于自己的位置，好像不够谦虚，其实以戴震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评价，已表明对钱大昕的尊重、认可和肯定了。其次，戴震这么排，显然也摆明不想虚词矫饰，堕入人情世故的俗套。
三
学术乃天下公器，不是酒桌上的轮流坐庄，就事、为学、论人应以公允严谨为尺。有人说钱大昕情怀淡泊，远超戴震，虽不失为一种评判方式，却也符合其底层逻辑，所以我们也心悦诚服地表示认同。然回顾当年钱大昕听悉戴震此言后，未予任何计较，或者说未作任何反应，反倒对戴震的学问愈加钦服，就显出恢恢的气度来了。他曾告诫弟子“读书为上，闲游无益”，要心无旁骛，专注于学问本身。戴震走后，钱大昕没有“翻案”，仍以戴震倡导的“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为治学宗旨，且在荀学、道德伦理学及社会政治思想层面，颇受戴震影响，且甘愿为戴震学说担负起阐释者的角色。如此光风霁月，我想与钱大昕曾受教于吴派开派宗师惠栋，感其气度雍容、沉潜笃实和认知清醒有关。想起梁任公所言：“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复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钱大昕自然明白：人的能力再大，也是很有限的，何必非得争个独占鳌头的虚名？故其从无“既生瑜，何生亮”这般的庸人自扰。另外，看得出他很重友谊，与戴震惺惺相惜，不想因此事产生裂痕，输了风度。
能做到钱大昕这样当然很不易，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例作为反衬，事主的学术地位非但不逊色于钱、戴，甚而过之。朱熹、陆九渊分别为宋代理学和心学大师，前者致力于通过格物致知阐明万物事理，正所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后者则认为“心即理”，真理只须向内求而不假外物。由于观点对立，分歧很深，当年的学界领袖吕祖谦设局组织了一次“交流会”，以期调和两派观点。辩论在江西铅山鹅湖寺举行，史称“鹅湖之辩”。具体过程不赘述了，总之一个咄咄逼人，一个据理力争。陆九渊攻击朱熹的治学“支离破碎”“唯我独尊”；朱熹一开始想克制，但被陆九渊当头棒喝，也就不管不顾，“气场全开”，对陆九渊的“流于空疏”和“切己自反”多有指摘，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谁曾想事情过去后，两位大师并未交恶，甚至还有接触，彼此的门生却不依不饶，将这场辩论升级为“门户之见”，开启了后世八百余年的“朱陆异同”之争。明王阳明亦介入其中，最终形成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的“陆王心学”。
这样的辩论于学术进步未必不利，然而人在情绪支配下难免“技术走样”，沦为意气之争。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一笔带过：比如为争夺修史独家署名权、文坛盟主地位、学派正统、学术话语权，甚至仅为宴席上的座次排列而心生怨艾、导致失和的事古今常有。我们可以设想，倘若钱大昕、戴震为“学派正统”“宴席座次”而争将起来，连带门生和“鸣不平者”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所谓“渊雅和睦”“有容乃大”自然碎了一地，“形象塌方”也在所难免。钱大昕的胸襟器识，竟悄无声息地止住了这种“变盘”的可能，也于无形中维护了彼此的形象。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吗？非也！钱大昕知道，“大谋”者，历史也。人终究是渺小的，人生在世只须尽自己的本分，做认定的事，至于结果，不妨交给“未知”。
总括而言，两位大师的交往，属“文人相重”的特例。只不过这个“重”字，未必表现得如诗人（李杜、王孟、元白等）那般流光溢彩、引人注目，亦非钟子期和俞伯牙高山流水、生死知音般传奇。然对于钱大昕、戴震两位大学者，与其非得分出个孰一孰二，是丹非素，莫如说钱大昕之所为，恰好印证了“水流不争，而泽被万物”的至理。惟其不争，反成其大。后来陈寅恪称誉钱大昕为“清代史家第一人”；还有人把钱大昕称作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将其比作汉经师郑玄以来“第一人”……你看，钱大昕不争第一，“第一”却如清风飒然而至，接踵而来，不亦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