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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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
[法]多米尼克·卡尔东 著
马爱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借助当下网民都熟悉的算法，数字艺术家乔纳森·巴齐尔生成了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中提及的收藏着一切可想象书籍的图书馆。博尔赫斯写道：“当图书馆收藏所有书籍的消息传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无比高兴。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拥有了一座完整而秘密的宝藏。”
真的是无比高兴吗？在乔纳森·巴齐尔的网站上，我们可以试着读一本通过算法制作的书——每一页都是一团乱码，字母完全杂乱无章、随机排列。在愚蠢数据的汪洋之中，知识迷了路。面对这座图书馆，我们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睿智的博尔赫斯早已写道：“疯狂的希望之后，自然是过度的沮丧。”
这个深刻的案例，来自法国传播学和社会学学者多米尼克·卡尔东所著的《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以下简称《数字文化》）一书。书中提及的这种过山车般的心路历程，多么像沉浸在信息茧房中冲浪，感到焦虑的你我他的心理。
《数字文化》一书从互联网的军事起源写起，指出自由和管控从一开始就同时内嵌于互联网的文化基因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明，与美国军队的战略密不可分（其最初目的是美苏冷战时期计算炸弹弹道），但互联网设计者们的精神指导，却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和合作精神。
经过长期研究，卡尔东得出如下结论：网络继承了互联网的自由主义精神。每一个创建网站的网民都获得了一项权力——可按照自身意愿，把自己的网站与其他网站链接起来。这种权力是网络群体自治的源泉，是自下而上创新驱动力的源泉，是那些生产共同物品的网民社群团结互助的源泉，是集体智慧的源泉——简而言之，是网络根本价值的源泉。
卡尔东认为，互联网极大扩充了公共表达空间，公民的表达突破了物理限制，催生了“参与式文化”。在传统的公共空间中，只有一小部分发言人可以表达观点，而观众则始终处于沉默状态。在网络上自由发表言论，无疑是社会学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数字社交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我们的谈话、社交、兴趣爱好和选择，能够在公共场所被公开展示和分享。
《数字文化》对平台经济的洞察也十分深刻。卡尔东认为，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工作组织方式、市场形式、做生意的方式、提供服务的方式、广告模式等。通过协作，通过把个人智慧汇聚起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产生集体智慧，其价值远远大于各部分的总和。经济变革源自数字技术，而经济变革带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分配网络化所创造的价值。
“平台服务之所以是免费的，是因为你是产品。”这句话的背后，蕴含着对平台经济的深刻批判——平台经济以剥削网民的数字劳动（即让网民“免费工作”）为基础：所有免费使用平台服务的人，实际上都在为平台“打工”，因为平台会从用户的每一项活动中提取价值。当网民在网络空间的活动产生的正面外部性，不是被用来创造更多公共价值，而是被平台单向提取时，它们就会成为数字经济下企业谋利和谋求市场优势地位的根源。这正是“监控资本主义”的核心观点：在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致富之后，资本主义正在对公民进行商品化，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数据流，以此增加利润。
互联网先驱们倡导的自由、分享、协作、去中心化的主张，深刻镌刻在互联网文化之中，成为全球互联网文化的底色。但这种底色，在平台经济的扩张中逐渐被遮蔽。根据《数字文化》的观点，2003年第一批数字社交网络的出现，是网络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卡尔东在书中强调：人在数字时代的自由，建立在对技术正反效应的清醒认知之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入反乌托邦时代，标志着数字技术和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人不再盲目相信数字技术会自发地改善人和社会，也不再认为数字技术天然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人们开始主动发挥个体能动性，一方面努力建立起对数字技术影响的全面认知，坦然接受数字技术“恶”的一面，另一方面积极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遏制数字技术的负面外部性，真正做到惩其“恶”、扬其“善”。
卡尔东在书中提出了理性的“劝告”：“我们有必要与‘时髦’保持距离，避免被数字经济激发的、一味追求新事物的文化冲昏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