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 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中
■魏冰娥 何云峰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不断更新创造的现代化。它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特征，植根于“生生不息”“天下同利”“富之教之”“天人合一”“仁爱和合”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中，为人类现代化探索凸显中国特色、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生生不息”的传统。
“生生不息”出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指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是一个充满生机、活泼向上、流动不已的大历程。
自然界里的四季流转、黑白交替、花草凋长、虫鱼生灭是“生→死→再生”的蓬勃、向上与不已，演绎春去秋来、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生老病死等景象。
我们人类社会积淀人工取火、农耕医药、历法治水、礼乐文明、诸子百家、仁爱孝亲、民本德治、中华一统、丝绸航海、四大发明、绝美园林、璀璨诗词、醒世小说等文明底蕴。
人自身刚健有为地“苟日新、日日新”“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严于律己，不断奋发，形塑懒散即是“朽木”、好学尊为“仁人”等自我反思。
受此浸染，中华民族矢志于人、家、国、天下以及自然界的生生向上、绵延不止，涵养自强、勤奋、向上、互济、共生、同乐等民族品格。国家富强兴盛、个人奋发有为、天下共进同乐成为烙印，在中华儿女生命血脉里挥之不去。
农业作为农耕社会的经济支柱，它的生产要经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生产周期。漫长的生产周期，加上土地的固定性、天时的不确定性，想要庞大产出，需要加大劳力投入。人口繁衍成为国富民强的大事要议，亦是关涉家兴人旺的头等大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孙意味着人生增益、家庭幸福、子嗣绵延、血脉承续。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郑板桥扛鼎力作——纸本墨笔《华封三祝图》，纵长167.7厘米，横宽92.7厘米，画“三竿墨竹与两座峭立石峰”，题“写来三祝乃三竹，画出华封是两峰。总是人情真爱戴，人家罗拜主人翁”，可视为国人对多子、多福、多寿（“华封三祝”）的崇高敬仰。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与“天下同利”的传统。
“天下同利”出自《管子》“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意指人民的利益是相同且一体的。国家治理应当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前者如范仲淹晚年开设“范氏义庄”，将苏州田产作为宗族公产，以田租赡养族中“鳏寡孤独”与“贫困无依”，让他们获得粮食、生活及子弟求学等稳定救济；后者如战国时期的齐国长年在道路两旁设立“义浆仁粥”，救济饥寒困苦行人，让大家得以充饥取暖。
“天下同利”要求“富民厚生”，衣食住行有保障。为此，汉高祖推行“十五税一”，汉高帝实施“三十税一”并多次免除全国田税，还设置盐铁官营、酒榷、统一铸币权、徙陵制度等打击豪强。唐代颁令：18岁以上男子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年老或死后归还官府的“口分田”、20亩为“永业田”，并建立地方赈灾、平抑粮价等“义仓”制度。宋代通过法律保障商人权益、推行买扑承包制（承包者按定额纳税，超额部分归其所有）、诞生纸币“交子”等，进一步突破重农抑商束缚。明代倡导移民垦荒与水利建设：洪武时期，开设塘堰约40000处，疏通河流4162道。清代康熙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以“摊丁入亩”进一步调节贫富，努力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天下同利”要求既让自身富贵、他人富足，也要家族富裕、国家富强。“言必称尧舜”是对尧、舜、禹“三代大同”、平等互利的由衷向往。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是出于对他身为周太王长子却主动携同二弟仲雍前往荆蛮、多次让位给三弟季历这一“以公义为先”而不“以天下为私”大局情怀的赏识。晋国大夫祁黄羊举荐仇人解狐任南阳县令，管仲放弃好友鲍叔牙、推荐隰朋为齐国丞相，是维护“天下大利”之举，而非出于“个人之利”的私心。
进一步看，儒家“推恩”，由爱亲人扩而充之爱所有人；墨家“兼爱”，爱他人就像爱自己一般；法家“导利”，顺着人的性情，平衡各方利益。三家所积极倡导乃至身体力行的理念，无一不是为了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的共富盛世。
第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与“富之教之”的传统。
“富之教之”出自《论语》“子适卫，冉有仆……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民众就是让民众有足够的衣食与厚实的储存，养育身体；教化民众就是教育民众语言文书和身体力行，如读《诗》（滋养性情），如尽孝（忠诚报国）。在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涵养中，民众“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先看物质富裕：“井田制”始于商代，成熟于西周，按照《孟子》的设计，“井”字中间为公田，其余八角为私田，依宗法血亲分别分配给各家私有。公田由大家一起共同运营，产出作为公产以备因天灾人祸而生的不时之需，私田由各家自治，“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地分配与使用土地。同时，力主“以时生财”“节用非乐”“人尽其用”，由此才能余蓄“恒产”。
再看精神富足：从周公开启礼乐教化、孔孟开设民间学堂到隋唐创办科举考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了“以人文教化为本”的共识。宋代，林立南北的书院在承载民众教化任务的基础上，还开创出继先秦之后的另一学术盛景。其中，岳麓书院集讲学、藏书、祭祀、学田于一体，造就湖湘学派经世致用、躬行实践、敢为天下先的学术气质；“朱张会讲”将理学集大成推向高潮，并影响遍及整个东亚。同时，深厚繁多的书院还进一步衍生出独特的建筑美学与书院文化。传统书院大多选址于清静秀丽、依山傍水的自然之地；建筑设计讲求中和对称，符合礼敬之序；人文规划将各式匾额、楹联、碑刻运用到极致，体现诗情画意和画龙点睛之效，让人浑然不觉地沉浸于精神教养之中。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天人合一”的传统。
“天人合一”是儒道两家共同的哲思旨趣。一是强调自然与人类同属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意涵二者生命相连、息息相关；二是强调自然与人类各有其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意涵尊重、顺从各自规律；三是强调自然与人类和谐共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涵互相滋养、共同生发。
据此，中国传统文化讲求遵循自然规律，因时因地地开展农耕生产与社会治理。农耕治理上，“大禹治水”采取“顺水疏通”而非“逆水强堵”，将水中的蛇龙虫兽驱引至适合它们生存的沼泽之地，而不是粗暴残杀，最终造福世代。都江堰的建造遵从“乘势利导、因时制宜”原则，合理安排古堰布局，科学设置水流溉引，让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实现防洪、灌溉、水运、社会用水等综合治理，因使用至今而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千古工程。
至于作物种植与家禽养殖，各家各派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倡“序四时，裁万物”，要求“不违农时”地种地养鱼。后稷自幼观察土地时序，亲自种植麻菽，依据土质时令专钻种植。尧任其教导百姓“顺时耕种”，天下获利；舜命其“播时百谷”，农业大丰。鲁宣公夏季在泗水深渊捕鱼，使用细密渔网捕捞。大夫里革认为，夏季正值鱼类分孕时节，此举会连同幼鱼一并捕尽，进而劝谏“顺应天然，取之有度”。
甚至，自周代颁行虞衡制度后，历朝历代均注重保护自然法令的制定与执行：秦代特颁《田律》保护生物资源，西汉以“帝王诏令”要求臣民同守，《唐律》细化处罚标准，明清设立“河长制”。在观念、制度、行为的三重加持下，“天人合一”升华到“民胞物与”的博爱境地。
第五，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仁爱和合”的传统。
“仁爱”，既蕴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还呼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燕昭王为振兴燕国，虚心求贤。郭隗以“千金求购千里马”启示昭王，吸纳贤士应从礼遇身边的人开始。于是，燕昭王为郭隗修建宫舍，尊他为师。之后，乐毅、邹衍、剧辛等贤士相继聚集燕国发挥才能，燕国由此逐渐强盛。
“和合”，意指在尊重差异的情形下，不同性质的事物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地获得生长。好比雌鸟与雄鸟，虽然音色不同，但一起歌唱时显然比独自吟唱时更加丰富、悦耳。以此类推，异质事物通过交流互鉴，能够“和而不同”地产生出“1+1>2”的双赢。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相互滋长中，可以变得尊重、相亲、友爱与和谐起来，呈出“有容，德乃大”的景象。
受此沉淀，古代中国于内追求九州共贯、异族融洽、友爱团结、互助共进的和稳局面，于外展现以和为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包容开放的文明形象。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在历史的积淀中熠熠生辉，在社会的变革里历久弥新，在思想的激荡中重焕荣光，在文明的互鉴中兼收并蓄。“生生不息”及其蕴含的连续性、“天下同利”及其隐含的统一性、“富之教之”及其展现的创新性、“天人合一”及其内蕴的包容性、“仁爱和合”及其内含的和平性是中华文明融通古今、联结世界、统贯知行的珍贵坚守。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底蕴深厚、特色显著、文化主体性显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生命焕新、对接现代、海纳百川，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