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木头”找虫的人，建立起与自然的“连接”
“上海昆虫家谱”项目三年记录物种3788种，“公民科学”守护城市生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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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用平头地质锤“开木头”。 -
志愿者们正在进行集中调查。
受访者供图 -
志愿者从朽木中“开”出的锹甲幼虫。 均 曹景秀 摄
冬日下午，阳光穿过稀疏的树冠，落在铺满落叶的林间空地上。空气寒冷潮湿，混杂着泥土与腐叶的气息。
大学生小高和小潭背着沉重的背包走进林子，两人合力翻过一截长约两米、直径超过半米的朽木，蹲在地上仔细查看。“这个是咱们之前‘开过’的。”“再看看，应该有新东西。”……这个寒假，小高和小潭进公园、上山、钻老小区绿地，四处“找虫”。
像小高和小潭这样利用业余时间“找虫”的人，是“上海昆虫家谱”项目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那些看似随机的发现，汇集起来，可以回答一个关于这座超大城市生态环境方面的基础问题：上海究竟有多少种昆虫？
“开木头”有讲究，“找虫”人必备技能
被翻开的朽木内部有许多暴露出来的空腔，表面附着着质地类似细沙的木屑，少许黑色颗粒散落其中。小高推测，那可能是天牛一类昆虫的粪便。他掰下一小块朽木捻了捻，“这种比较潮湿松软的木头里很容易有虫子”。
两人熟练地放下背包，掏出头灯、相机闪光灯、收集盒和平头地质锤。装备完成后，他们用地质锤的楔状端，一寸寸挖开朽木，包裹在其中的松软木屑散落一地。这叫“开木头”，是“找虫”人的必备技能。
“开木头”有讲究，下手不能太重，否则会误伤虫子，挖的范围也不能太大，否则有可能和虫子擦“锤”而过。“冬季采集的目标物种大多是栖居在木头里或石头底下越冬的甲虫。除了‘开木头’，还可以‘翻石头’。”小潭一边挖一边解释，“‘翻石头’是找那种大块的、与泥地接触的石头，‘啪’一下翻起来，速度要快，不然虫子就跑了。”
冬季的昆虫大都处在幼虫状态，在木头里面越冬，等开春后才会苏醒。朽木里经常会有一条条塞满木屑的小道，这就是“食痕”，沿着“食痕”，一般就能找到虫子。
不一会儿，小高和小潭就找到一只天牛幼虫。这只通体洁白晶莹的肉虫，蜷缩在自己“啃出来”的小坑里，天气较冷，幼虫反应较慢，小高轻轻摸了摸幼虫的尾部，“凉的，滑溜溜的”。
随后，二人从朽木中陆续“开”出花金龟幼虫、锹甲幼虫。在外行人眼中，它们和天牛幼虫一样，都是白色肉虫，但小高和小潭能准确说出每只虫子学名和它们之间的区别：花金龟能用背部挪动身体，天牛幼虫没有前肢，锹甲幼虫有前肢且身体更圆更胖。
被“开”出来的虫子难免有些紧张，但面对危机，虫各有“策”。叩甲幼虫会分泌出具有腐蚀性的褐色液体；弯胫大轴甲幼虫会喷出刺激性气味的气体；锹甲幼虫则会因为紧张恐惧而排泄，死死咬住靠近口器的一切东西，包括自己的尾部，一些锹甲幼虫会因此丧命。
找到虫子后，小高和小潭会拍照采集信息，大多数虫子在这一步完成后就会被“请”回原处。小潭先将锹甲幼虫头朝里塞进“洞”里，摸摸虫身，幼虫受到刺激，缓缓蛄蛹回深处。把朽木翻回原位前，也要确保地上没有尖锐物刺伤虫体。一些比较少见的虫，会被放到采集盒里，带回去饲养繁殖，待到合适的时机再放归原处或是其他更安全的生境。
栖息地丧失，昆虫最普遍的威胁
为了给出“上海究竟有多少种昆虫”这个答案，自2023年起，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师范大学环境昆虫学实验室和大城小虫工作室，共同发起“上海昆虫家谱”公众科学项目。
今年1月12日，“上海昆虫家谱”项目发布《上海昆虫名录2025版》，其中共收录上海昆虫物种23目357科3788种。相较于三年前的昆虫种类收录共增加了595种。
获取这些数据的调查方式主要有随机调查和集中调查。随机调查就是志愿者通过“听见万物”小程序，上传随机记录到的样本。相较而言，集中调查更为系统。例如在地表昆虫调查中，工作组会选定典型区域，志愿者经过培训后，协助完成埋设诱罐、回收样本、现场初步筛选等工作。最终的标本与数据，统一交由大城小虫工作室的专业人员完成鉴定，并录入数据库。
在开展集中调查的过程中，大城小虫工作室的成员也在不断改进与志愿者的协同方式。2025年初，在一次地表昆虫调查中，志愿者需要在1公里样线上挖50个坑、埋设陷阱，这已是大城小虫工作室创始人宋晓彬将科研常规的200个坑大幅缩减后的方案。然而，一位同行的大学生志愿者双手仍磨出了水泡。宋晓彬在总结会上反思：“以后设计调查方案再不能‘把志愿者当牛马用’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趣的是，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其实我当时挖得还挺开心的。”
调查活动耗时耗力，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除了热爱，还有一份紧迫感。“大家怕的是，有些物种还没被发现就消失了，我们相当于在和时间赛跑。”宋晓彬说，这是工作室成员和大部分志愿者的初心，他们想为城市保留一份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生动记忆。
实际上，摸清上海昆虫的种类和数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保留城市记忆。“昆虫是世界上种类最多的类群，它们为鸟类提供食物、为植物传粉、分解枯木与废物……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大城小虫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汤亮博士说，“生态系统是千万年演化而来的，物种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了解并保护昆虫多样性，其实就是维护我们自身生存系统的健康。”
大城小虫工作室成员小江豚（化名）至今记得，初到上海时在一个老小区里与萤火虫相遇。“没想到小区里还有萤火虫……后来小区改造，雪松下的腐殖土被水泥硬化，萤火虫就再也没有了。”
“城市中的绿地就像一个个被道路和楼宇切割的‘孤岛’。”宋晓彬解释，“昆虫虽然会飞，但其实它的迁移能力没有我们想象中强。它们往往被局限在‘孤岛’里，出去就可能被压死……而这样的‘孤岛’一旦被破坏，昆虫的‘小诺亚方舟’就消失了。”
因城市建设而无意识造成的栖息地丧失，是城市中昆虫面临的最普遍的威胁。“上海有好多种蝴蝶正面临区域性灭绝。”汤亮指出，许多昆虫的生存高度依赖特定植物，例如一些凤蝶幼虫只吃马兜铃，一旦这种植物在绿化中被“清除”，依赖它的蝴蝶种群便会随之消失。“按这个势头，不做人为干预的话，物种的消失可能是不可逆的。记录，就是保护的基础。”
“公民科学”，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像“上海昆虫家谱”这类由非科学家群体广泛参与的科研活动，被称为“公民科学”。科学难道不是科学家的事吗？公众加入会不会只是凑热闹？
其实，科学对公众力量的需求，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科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正追踪国内外“公民科学”项目多年，他解释：“尤其是在生态学、植物学、动物学这些非实验室学科领域，大规模、长周期的数据收集，单靠科研团队难以完成。”
反过来看，深度参与科学研究，对于公众来说同样重要。“公民科学”让公众能够了解为什么要采集数据、如何采集、数据怎么变成科学结论。杨正提到：“相较于侧重知识单向传递的传统科普，‘公民科学’能大大提升公众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理解。”
同时，“公民科学”也让从事科学研究的“好苗子”更早被发现。2025年上海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发现了149个新记录，其中5个是一名高中男生发现的，“这位高中生未来可能会成为昆虫学家”。谈到这里，汤亮非常欣慰。无独有偶，正在国际学校读高二的志愿者阿萱，也因为深度参与大城小虫组织的各种活动而坚定了未来要学习生物专业的志向。
当然，于个人而言，“公民科学”不仅有益于提高科学素养、规划人生道路，其本身更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一位志愿者分享，自从开始留意昆虫，他从地铁站走回家的路，从5分钟变成半小时。他会仔细查看沿途的绿化带，寻找并记录那些微小生命，“整个世界变得立体了”。
小江豚说：“我们养毛毛虫，看它破茧成蝶，真的是脆弱又艰难，短暂又绚烂。那种对生命的感受是不可替代的，你会因此更珍惜生命。”
对于城市来说，“公民科学”还伴随着直接的保护行动。例如，“上海貉口普查”通过公众调查为调和人兽冲突提供信息；“路杀调查”通过记录动物车祸数据，为规划生态友好道路设施给出依据；“防鸟撞调查”通过监测鸟类撞击事件，推动对鸟类友好的建筑设计改良。
目前，上海的“公民科学”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可以说是一枝独秀。”杨正认为，这除了上海的公众科学素养较高之外，更得益于博物馆、科技馆、高校与民间团队形成的良好互动关系。
光环之下，挑战依然存在。即便是“大城小虫”这样颇具影响力的团队，运行也并不容易。全职成员只有4人，连财务都是兼职，核心团队不过8人。他们依靠政府、基金会的项目经费和科研调查、少量文创收入维持运转。“自然博物馆帮了我们很多，无论是在他们的平台上给我们一定的曝光度，还是邀请我们参加相关活动，对于我们这样的民间机构来说帮助很大。”宋晓彬说，工作室现在没有办公地点，总结会场地都是上海自然博物馆提供的。
项目所需人力主要依靠志愿者支持，目前，大城小虫的志愿者总人数在300人以上。但让他们无奈的是，一些精心设计的项目方案曾被直接抄袭，用于申请课题甚至获奖。“公民科学项目的版权，目前还是一个真空地带。”宋晓彬苦笑。总的来看，现在我国的公民科学实践还处于由科学家发起、公众主要作为数据采集辅助力量的起步阶段。
“科学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它是生活的伙伴，而不是领导者。”谈到未来，杨正认为“公民科学”要走向成熟，关键还在于公众角色的转变，从“辅助者”转向真正的“发起者”与“主导者”。
“公民科学”志愿者总结大会那天，大城小虫的志愿者在上海自然博物馆门口集合，找小高签完到，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顶着寒风，神采飞扬地聊着“虫子”……
当我们把目光从“科学研究”“生态保护”“社会发展”这些大的概念上收回来，不去附加意义和价值、寻求回报和利益，只看虫子怎样在一棵朽木中艰难求生、彼此依存，看生命有多么脆弱，又如何生生不息，或许就能体会到，建立起与自然的连接本来就是一件乐事。
当两个年轻人蹲在冬日阳光下，小心翼翼地将一只幼虫放回它的“家”时，朽木中还有无数微小的生命正在等待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