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科学卓越
做真正的交叉学科研究
袁钧瑛：我曾问过丘成桐先生：“您33岁就获得菲尔兹奖，是怎么做到的？”他淡然一笑说：“没什么特别，我当时发现了一个物理问题，就‘混’进物理系待了两年，最后用数学方法把它解决了。”
当你在本领域遇到无法突破的问题时，往往需要借助另一个学科的工具或视角，正如中国古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想特别强调：交叉不是简单地拼接，顺序和目标极其重要。我所在的单位叫“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我们的理念是：以生物学问题为导向，用化学手段去解决。
这个理念源于我当年在哈佛大学的观察。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曾大力推动“化学生物学”，但后来方向走偏了：化学家们热衷于合成高度复杂的天然产物分子库，希望生物学家去筛选；而生物学家则认为这些分子过于复杂，难以优化，远不如药物研发中常用的小分子实用。双方目标不一致，合作难以持续。
但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当时面临一个关键生物学问题：在细胞凋亡的通路中，即使抑制了当时主流认为细胞凋亡几乎不可替代的“执行者”半胱天冬酶，很多细胞仍然会死亡，而且是以坏死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当时主流的细胞坏死理论之外，还存在一条机制完全未知的路径。
因为当时没有现成的生物学工具，我们决定走一条“歪路”：用非靶向的小分子库进行随机筛选。很多同行劝我们别这样做，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整整8年，终于得到一个可逆性激酶抑制剂。这项工作揭示了一个全新的细胞死亡调控机制。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如何追求卓越？我的回答是：做真正的交叉研究，但要始终分清——什么是目标，什么是工具；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只有这样，交叉才能带来突破，而不是混乱。
卓越并不等同于奖项
于洪涛：谈到“卓越”，我想用我最敬重的两位科学家来举例子。
斯图亚特·L·施莱伯是哈佛大学化学及化学生物学系教授，是化学生物学领域的奠基人。马克·柯施纳则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系统生物学系创始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我1990年—1995年在施莱伯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生，1995年—1998年在柯施纳教授的实验室做博士后。他们两位风格迥异，甚至理念相左，但我对他们都怀有深深的敬意。
许多人不知道，第一个HDAC抑制剂是在施莱伯实验室里发现的。一位长期参与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提名的前辈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施莱伯一直死磕HDAC，可能早就拿到诺奖了。”但我知道，施莱伯教授不会一辈子守着一个问题。他兴趣广泛，思维活跃，不断转向新的前沿，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家精神。
调控有丝分裂退出的关键泛素连接酶复合体——后期促进复合物，则是马克·柯施纳与英国科学家金·内史密斯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彼此独立地揭示其核心功能的。柯施纳虽然没得过什么大奖，但他的工作有远见、有原创性，并且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我越来越觉得，科学探索的乐趣比得奖更重要。所以，卓越并不等同于奖项，而在于你是否在追问并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
科学卓越更在于价值与传承
张宏：我一直觉得，科学自信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20年，尤其是80后、90后这一代科学家回国后，中国基础研究水平提升得非常快。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一直强调，科学卓越不仅是多发论文，更在于价值与传承。所以我认为，作为科学家，科研资源配置应该是“倒金字塔”结构：在职业的早期，应该给年轻人更多自由和经费，进行广泛探索；在职业的中期，逐步聚焦深耕，多出成果；而到了职业的晚期，到了已经形成稳定产出的阶段，反而应减少资源占用，转而支持新人。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更重要的角色是“搭桥铺路”。
所以，我特别敬重一些科学家，他们不仅自己做研究，还投入大量精力培养年轻人，这才是对中国科学长远发展的真正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