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环境适配性重塑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芮明杰教授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演讲
新兴产业，特指基于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经过企业产业创新努力后形成的全新产业。其产出品是过去未曾有的且是代表最新科技进步成就的、社会发展所必需和消费者喜欢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可以快速成长，创造社会价值和贡献GDP，并逐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核心产业。
未来产业，则是由前沿技术驱动、处于孕育期或产业化初期的新兴产业，代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广义上说，新兴产业一般包含了未来产业。但鉴于未来产业的重要性，因此常常将其“单拎”出来专门部署。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的主要力量，是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本质上，各国科技竞争就是通过科技领先带来产业领先，通过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成长与健康发展形成全球竞争优势。
需要注意的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构成、技术特性、产出架构、要素需求、生产组织体系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适合现有产业的产业生态环境未必适合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成长与发展。从产业发展的理论看，构建适配的产业生态环境与企业协同成长，显得至关重要。
实现产业发展、产业体系、生态保护、社会进步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共生
理论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针对部分传统产业，如关乎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的消费品产业，推进“智改数转网联”，通过技术革新适应未来消费趋势的变迁，从而更紧密地契合新发展格局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
其二，针对已成形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芯片产业、飞机引擎制造业、工厂化农业、智能软件产业等领域，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价值链及供应链，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加大产品研发投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
其三，针对技术逐步成熟并有望实现技术成果转化的未来产业，如类人脑技术与产业、天地空一体化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等前沿领域，进行前瞻性布局与大力扶持，力求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取得科技领先地位。
从趋势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于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积极探索构建适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产业生态，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产业生态环境不同于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特指企业在开办、经营、贸易活动等方面遵循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成本和便利度等条件的总和，对企业成长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外生性因素或条件，涉及市场公平竞争、交易规则统一和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产业生态环境则是围绕产业生存与发展，由自然生态要素、社会经济要素、产业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的复合系统，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约束框架与赋能载体。它并非单一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而是“产业体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三者的适配与共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应该实现产业发展、产业体系、生态保护、社会进步的动态平衡与协同共生。
产业生态环境中的“产业体系”，不仅是产出体系，还包括体系中已有产业及其相互关系，如产业链、供应链状况、协作配套体系、价值共创网络、生产技术状况、要素供给与品质、制造能力、服务技术与水平、市场规模等。当我们说产业体系完整制造能力强大时，其实说的是产业发展依赖的协作配套能力强且可靠；当我们说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很大时，其实说的是产业发展的经济规模条件充沛。这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重要。如果没有现行产业体系的配套协作和创新能力，没有资源和国内市场的支撑，很难想象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产业、高铁运行系统产业等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
产业生态环境中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产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外部条件。产业的社会生态环境特指围绕产业发展、由人类社会活动所形成的非自然因素的总和，是产业发展的人文社会与制度支撑系统，包括国家经济制度与产业政策、市场与消费状况、科技与人才供给、文化与社会服务、政府管控方式等。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产业的运行效率、资源配置和市场空间。产业的自然生态环境特指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物质与能量系统，是产业生产运行的物质基础与天然约束条件，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生态承载能力、气候与地理状况等。这些因素决定产业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承载上限。
“产业体系—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协同的共生关系。从相互依存的角度看，产业体系是依托，自然生态是基础，社会生态是赋能。其中，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前提。人类的社会活动（包括产业发展）必须以自然提供的资源和空间为基础。没有自然资源的支撑，社会运行与发展、社会生产体系即产业体系就无从谈起。社会生态环境反作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完善的科技体系、人才供给、制度环境能够提升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如循环经济技术可以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让有限的自然环境承载更多的产业活动。现行产业体系为发展中的新兴产业提供技术、产品、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协同，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也能够改变或优化原有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成为环境动态变化的推动者和协同者。
从相互制约的角度看，三者之间存在双向约束关系。自然生态对社会产业发展有约束。当产业发展超过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会引发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倒逼社会生态环境调整，如通过出台更严格的环保政策限制产业扩张。社会生态对自然生态也有约束。如果社会制度有缺陷、科技水平不足，即使有保护自然生态的意愿，也难以实现产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反之，若产业发展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制度约束，就会加速社会资源低效配置，同时也可能导致自然环境被破坏。
从相互协同的角度看，三者相互协同会形成适配性好的产业生态环境，共同推动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比如，社会层面出台碳达峰、碳中和政策，自然生态优化要求产业生产过程降低碳排放，二者的叠加倒逼现有产业体系的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生产协同。事实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一开始就要求绿色低碳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产业生态环境，才能催生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具身机器人等产业的成长与发展，进而加快获得全球竞争优势。
打破发展的外生性困难与约束，促进内生性因素凝聚与配置效率提升
新兴产业是在原有的产业生态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产业，这个成长的过程困难重重，挑战极大。核心难点在于，新兴产业尤其是未来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生态环境的适配协同性面临诸多障碍。
比如，现行产业体系难以提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所需要的全部技术、工艺、设备、要素供给、市场以及关联协同；现有监管制度体系不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要求，新兴产业标准缺失导致其市场准入困难。此外，还包括要素供给错配、市场机制不完善、需求侧激励不足、利益分配制度机制设计失衡等。
打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外生性困难与约束，促进内生性因素凝聚与配置效率提升，现行产业生态环境需要积极进行适配性重塑。
一是通过顶层设计，进行制度与机制创新。
宏观上，可考虑将“十五五”规划发展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国家生态治理规划之中，制定产业生态协同发展战略，明确不同阶段的协同目标与战略路径。同时，建立新兴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利益共享机制，让生态保护者分享新兴产业发展收益，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数智化时代，有必要充分应用相关新技术，促进新兴产业与生态状况、社会就业、文化教育等动态治理的效率提升，建设产业发展与生态协同大数据平台，实现环境质量、资源消耗、产业运行的实时监测，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产业体系动态演进。
二是现行产业体系深化开放，协同网络优化。
现行产业体系演化至今，正在构建一个基于科学技术的“超级有机体”，即全球产业深化分工合作体系。人工智能辅助科学技术研究，有望实现真正的“实时翻译”，助力打破知识交流的语言障碍，再加上增强现实技术，将极大改变跨国科研、生产、贸易和交流的方式，提高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创新效率以及一体化生产效率。
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开放的重要性。中国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体系是全球各国中最为完整的，许多制造业产品在全球市场中占有较高份额，但这并不等于说现行产业体系的技术、网络配套、供应链体系、产品品质、协作能力完美无缺了。
现实的情况是，现行产业体系依然有不少短板，一些生产供应环节被“卡脖子”。尤其是，现行产业体系总体以传统产业为核心，虽然新兴产业有所发展，但关键技术与核心零部件、设备等依然需要国际合作。我们要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塑造自己的优势，大力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和提升现行产业体系的网络结构和协同能力。
三是深化制度创新与要素赋能。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应的制度规则创新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比如，对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驾驶等产业发展领域设立“监管沙盒”，允许在可控范围内测试创新，降低创新试错成本，并为制度完善提供实践依据；建立新兴产业标准委员会，联合业内专家制定技术/安全标准，推动自主标准国际化，对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创新失败项目实行“免责清单”管理，营造鼓励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等等。
与之相伴，全社会需要进行要素供给的升级，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比如，实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人才专项培养计划”，开放引进海外高端人才，培养本土复合型人才，推行“校企联合培养”，定制化培养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急需技能人才；完善金融支持体系，设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产业创新项目，甚至可以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缓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状况；进行新型基础设施超前建设，超前布局算力网络、特高压电网、充电基础设施等，并重视建设完善“产业创新综合体”，提供中试基地、检测平台等公共服务。
此外，可进一步构建“需求牵引+协同共生”市场生态体系，引导新产品新服务的消费需求。通过政府采购、消费补贴、绿色信贷等政策，不断培育和扩大新兴产品市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鼓励区域合作模式，实现新兴产业的产业链跨区域协同。
四是绿色转型与生态赋能。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需要与自然生态承载力相匹配，以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为此，应发展“生态—产业互补融合模式”，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零碳园区与生态修复结合等，并注重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研发低能耗、低排放的生产工艺。
此外，可完善生态价值核算机制，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降低碳排放、提高生态效益纳入企业收益，实施阶梯式环境税，对高污染环节差异化征税，倒逼绿色转型，并建立新兴产业碳足迹追溯系统，推动全产业链碳减排。
思想者小传
芮明杰 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企业发展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芮明杰工作室领军人物，山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