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中国，文物里的华夏生命力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鹿继敏 日期：2026-02-15
自甲骨文出现“马”字的雏形起，马这种兼具力量与速度的生灵便已嵌入中国文明的基因。

从周穆王“八骏巡天”的传说到徐悲鸿笔下奔腾的战马，从汉代“马踏飞燕”的灵动造型到“龙马精神”的文化隐喻，马的形象始终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价值追求紧密相连。

梳理其历史演变，本质上是解读中华文明的生存智慧与精神特质的形成过程。

■鹿继敏

先秦时期

从猎物到文明助力

在中国马文化起源阶段，马实现了从自然猎物到人类工具的转变，核心价值为生产辅助与早期军事应用，奠定后世发展基础。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商代马文化的核心实证。作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已发现200余座车马坑，165座保存较完好，仅1934年—1936年发掘的3座车马坑就出土35辆战车、97匹战马遗骸。车马坑多呈南北向长方形排列，通常一坑埋一车两马，还伴随出土青铜器、玉器等。M1701号车马坑随葬33人、27匹马，印证《尚书·盘庚》中商代后期国力强盛的记载，更揭示车马作为贵族等级标识与权力象征的内涵，是早期马文化与王权绑定的直接物证。

周代是马文化初步体系化的关键期。周穆王驾八骏会西王母的传说，虽含神话色彩，但体现当时对良马品质的极致追求，《穆天子传》《拾遗记》对八骏有详细描述。周代建立最早马政雏形，设“庾人”管马的饲养训练，将马按用途分为六类，形成规范的养马制度。

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青铜驹尊，高23.6厘米，长34厘米，器物呈写实的马驹形象。马头高昂，双耳竖立，两目圆睁，四蹄触地有力，似全神贯注洞察一丝惊扰之音，极富生气。驹腹腔中空，背开有一口，并置有盖。驹腹部两侧饰有圆涡纹，周环饰窃曲纹。驹尊造型简练，结构匀称，比例协调，与朝气勃勃的马驹形象匹配，两者相得益彰。重要的是在驹背、颈胸部有铭文105字。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铭文记载的周王曾亲行“执驹”礼，并赐驹两匹的事情。“执驹”是周代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是指幼马到两岁时要断奶，套上笼头，离开母亲，编入马籍，正式成为周王的财产。周王亲行“执驹”礼足见对马政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马的造型艺术也取得了显著进步。1951年河南省辉县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马首形铜车辕饰，高8.8厘米，长13.7厘米，是一件精美的车用装饰，装配在车辕前端。此件马首形车辕饰，充分利用金银的不同色泽将马头部毛发、皮肤纹理表现得细致入微，饰卷毛、鳞纹，制作精美，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之一。战国时期，镶嵌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制造了一批相当精美的器物。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从战争利器到文明纽带

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边疆安全需求推动马的军事价值空前提升，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促进了马种改良与文化交流，使马文化突破地域局限，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文明纽带。

首先，我们看军事需求驱动下的马政建设。秦汉时期，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骑兵威胁催生了中原王朝的马政变革。汉高祖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的窘迫，促使统治者将养马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汉文帝推行“马复令”，规定民间献马一匹可免三人徭役，激发了民间养马热情；汉景帝设36处牧苑，官马存栏量达40万匹，为汉武帝时期的军事扩张奠定基础。汉武帝对“天马”的渴求成为这段历史的鲜明注脚——为获取大宛汗血宝马，两次派遣军队西征，得马后作《天马歌》赞颂“天马来兮从西极”，将良马与国运兴衰直接关联。此时的马不仅是战场工具，更成为国家强盛的象征，骑兵取代战车成为军队主力，彻底改变了古代战争形态。

其次，丝绸之路开辟推动了马文化交融。丝绸之路的畅通实现了马种与养马技术的跨文明传播。汉武帝通过西域引入的汗血宝马，与中原马种杂交后形成优质军马，其矫健身姿被永久定格在东汉“马踏飞燕”铜塑中——这尊出土于甘肃张掖的文物，以马踏龙雀的灵动造型，诠释了汉代对“天马”的崇拜，更成为丝路文明交融的见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下加剧了民族融合，其精湛的骑射技术与驯马经验传入中原，与传统马文化碰撞融合。

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大批骑马俑，含583件彩绘骑兵俑，分大、小两种。大骑马俑高68厘米，着甲执戟；小骑马俑高50厘米，背箭囊执弓弩。马匹有黑、红、紫、白四色，姿态生动。这些俑组成严整方阵，说明西汉时期骑兵已经完全取代了车兵成为当时主要的作战力量，是西汉时期军事力量的缩影，反映了汉代马文化在军事领域的深度渗透。

河南新野县出土的《戏车图》空心砖，长62厘米，宽32厘米，以两戏车为中心，车上各乘两人，一为驭手，一为乘伎。前车驾马飞奔，四蹄腾空。车上有一橦木，顶端置一横木，横木右侧有一伎悬空倒挂，两手平伸，手上各有一丸，右手丸上一伎独足站立，左手丸上一伎屈腿蹲立。后车也立一橦木，顶上屈腿蹲一伎，右手握一绳，与前车乘伎拉成斜线，绳上有一伎向上履绳，两车之间还有一骑者导引，另一骑者飞马张弓。在《戏车图》的汉代百戏场景中，马是核心承载者。“前车驾马飞奔”的形象显示，马需承载戏车、驭手与乘伎，在“四蹄腾空”时保持稳定，为高危杂技提供支撑，突破其仅为交通或军事工具的单一属性，融入娱乐领域，成为百戏的重要构成。

1958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县令墓的一组陶骑马武士俑，高23.5厘米—24厘米。此俑马鞍的两端已从平坦转为高翘，表明已经出现了鞍桥。俑中马匹一侧有三角形马镫，是中国最早的马镫实物证据。它改写了骑乘历史，使骑乘者更易上下马、保持平衡，为重装骑兵发展奠定基础，也反映了西晋时期骑兵装备与工艺的发展水平。

隋唐至明清

从国家战略到全民文化

隋唐至明清，马文化完成了从“服务军事”到“渗透社会各领域”的转型，在马政建设、经济贸易、艺术创作等方面形成多元发展格局，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形态。河南作为唐代东都洛阳所在地，出土的唐三彩马群堪称此时期马文化艺术成就的巅峰代表。

马政巅峰于军事、生产有双重赋能。唐代是中国马政的黄金时代，官马存栏量长期维持在40万匹至70万匹，长安附近的沙苑牧苑即养马20余万匹，完善的马政体系支撑了唐军的开疆拓土。唐太宗为纪念征战四方的战马，诏令雕刻“昭陵六骏”高浮雕，将“特勤骠”“青骓”等六匹战马的英姿永久镌刻，每匹骏马背后都承载着具体的征战故事，成为马与英雄共生的经典象征。宋代虽因产马地丢失导致官马短缺，但通过“茶马互市”弥补了这一短板——政府设立“检举茶监司”“茶马二司”等机构，以茶叶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战马，形成“以茶驭马、以马固边”的治理策略。明清时期，马的功能进一步拓展至农业生产与民间运输，《农政全书》详细记载“马耕一日抵牛耕二日”的高效，马成为推动农耕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茶马互市”作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制度，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文化交融的桥梁。其起源于唐，发展于宋，盛行于明，以茶叶交换战马的模式，实现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生计互补——中原获得急需的军马，边疆少数民族得到生活必需的茶叶。在贸易带动下，茶马古道应运而生，内地的丝绸、瓷器与边疆的皮毛、药材随马匹双向流动，儒家典籍与藏医、蒙医知识相互传播，形成“经济互补—文化互鉴—边疆稳定”的良性循环。这种融合使得马文化超越族群界限，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艺术领域中，马文化得到升华。隋唐至明清是马文化艺术表达的鼎盛期，河南出土的唐三彩马以其造型之美、工艺之精，成为唐代马文化的鲜活载体。1930年洛阳唐墓出土的三彩马及牵马胡俑，马高77.8厘米，鞍辔俱全，剪鬃缚尾，口悬绿镳，胸佩白色流苏，股后饰绿色杏叶，体态沉稳矫健，臀部发达，腿部强劲有力，尽显健壮之美。这些唐三彩马造型肥硕饱满，既不同于汉代的简练古朴，也区别于魏晋的清瘦俊秀，以华美富丽又不失凝重的风格，诠释了盛唐“丰满健美”的审美特质，其骑乘马、舞马等不同类型，更反映了达官贵族的娱乐生活场景，展现了马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深度渗透。

河南巩义出土的绘彩勾首马，三彩器，盛唐时期，高48厘米，长39厘米。马头戴有络头，嘴两边有角形镳，口内有衔，马脸颊两侧饰有杏叶。眼部用墨笔勾勒出眼眶。头部前马鬃分缨，颈背上的马鬃被整齐修剪。马背上置鞍鞯、障泥。鞍上盖有鞍袝，前端袝角向后作迎风翻折之势。攀胸和鞦带上均饰有杏叶。缚尾上翘。鞍鞯、鬃毛饰朱红彩，杏叶饰绿彩。泥质白陶，模制而成，立于长方形板座上。马勾首作瘙痒状，前腿柱立，后腿若弓，耳朵一个向前一个向后，神态形象逼真，刻画出安详、舒逸的姿态。马的体态雄健，特别是臀部和腿部塑造的肌肉和骨骼比例协调，显得浑圆而不臃肿，矫健而不失俊雅。马的造型完美，气质高贵，形神皆备，是唐马陶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显示了唐代陶塑匠师的高超技艺，是研究唐代陶塑艺术及葬俗的形象资料。

近代至今

从实用工具到精神符号

近代工业革命后，机械动力取代了马的实用功能，但马文化并未消亡，反而完成了向精神领域的价值重塑，成为承载民族精神、传承文化记忆的核心符号。

马文化的演变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马的认识和利用的深化，也反映了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轨迹。从政治到审美，从实用到艺术，从神圣到世俗，马文化的演变正是中国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是一部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的发展史诗。从先秦时期的工具驯化，到秦汉的军事赋能与丝路交融，再到隋唐至明清的社会渗透与文化繁荣，最终在近代升华为精神符号，马的角色始终随时代需求而演进，却始终保持着“实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双重属性。

（本文摘编自《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