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一束光，才能带来希望
——读梁鸿新作《要有光》
“你相信光吗？”动画片的经典台词曾经是孩子们互相问候的趣语，但在步入“内卷”的大环境之后，孩子们突然“被迫”长大，许多少年眼睛里失去了那个年龄段应有的光泽。学业压力和青春期的波动紧紧联系，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部分困境转移到了少年群体身上，和青少年相关的社会新闻迭出，我们都感觉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好像哪里出了问题。除了一声叹息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梁鸿推出的非虚构新作《要有光》，把这个问题真实地摆在大家面前，“逼迫”大家正视和应对青少年群体的心理状况。曾经出版过“梁庄三部曲”的梁鸿，这一次把目光投注到有心理创伤的少年们——他们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上学的孩子。这绝不仅是心理问题，这是一道社会难题。你想要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吗？没有家长给出否定的答案。可遇到具体学业，家长们又纷纷陷入竞争困局，大家被裹挟在看不见的生产线上，忙不迭地输送，最后却造出一批看似完美却没有灵魂的“产品”。长此以往，又怎么能缓解绩优主义的循环往复、心理创伤的持续加深？
《要有光》没有给出直接答案，也不可能有完善的解决办法，但是撕开了这个大家都清楚却无法触碰的口子，从口子里露出一道光。这道光的力量要在时间里建构，但比时间变迁更迫切的是我们要看见孩子的心境，允许他们痛苦及表达痛苦；作为成年人，也要快速学习，帮助孩子们长大，成为他们真正想做的大人。
重要的是“看见”
作为一名“70后”，作为一位母亲，梁鸿敏锐地察觉了这个问题。她写了15个孩子，14个家庭，写了孩子的沉默、崩溃、自残、歇斯底里，阅读者有多痛，现实中的孩子只会更痛。而这些孩子只是精神卫生中心或心理门诊走廊里“小病人”们的一个缩影，背后是不同的少年样本，迥异的原生家庭，复杂的疾病表征和应对方式。沉迷于手机的小丽、不敢考试的雅雅、在竞赛班崩溃的吴用、躺平的李风、留守的迷茫的花臂少年……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各类孩子。这些孩子们有的很幸运，经过摸索治疗，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少年和家庭一起自我疗愈；有的孩子则不知道会变化成什么模样，人生路朝向何方。作者走访的样本，有一定典型性和覆盖性，从“京城”到“滨海”再到“丹县”，分别代表发达城市、沿海小城、三线县城三个地域，因为心理创伤而离开学校或者在学校边缘挣扎的孩子都占据了一定分量，而这些孩子又来自各种原生家庭——高知家庭、家暴家庭、隔代家庭等等。问题的呈现只是结果，中间的过程漫长而原因参差，但是聆听一定是有效的，因为他们需要诉说。
与身体的痛苦比起来，心灵的创伤难以准确定义。在作品里，读者从叙述里真切感受到这种痛楚，来自孩子、家长及医生、社会心理咨询师不同角度的“自白”袒露了他们的自救，孩子们的自述则让人心疼。这些叙述不是作者粉饰过的叙述，而是真切的解剖。非虚构让他们被“看见”，被重视，而不是带着疾病的羞耻躲避在角落。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不回避、不逃避、迎上去，这是成年人要学会的功课，只有孩子们的痛苦被真正看见，才有治愈的可能。
帮助年轻人面对时代命题
T.S.艾略特于1925年写作的《空心人》中，“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的诗句是诗人为现代人作的画像。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在2016年发表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演讲，提出“空心病”的概念，形容遇到价值观危机的心理障碍人群。精神信仰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价值，而具体到青少年，是在他们还没有建立完善的人生价值观、面对成长难题还手足无措的时候，给他们有力支撑，让他们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要有光》里描述的这群“小病人”们，并非都是学业困难者，有几个孩子在学业上相当优秀、表达能力强、有主见，但是他们依然走进了“黑暗的丛林”，内在需求和外在评价标准的割裂成为情绪失控的导火线。无限制的比较、竞争，是社会的规训，也成为少年们自我的束缚。项飙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的访谈中，有一节“年轻人之丧”，“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活生生地逼着你去想回报”；哲学家韩炳哲也在《倦怠社会》里写道：“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将导致心灵的梗阻”，这背后是意义感的缺失。书里那个叫吴用的孩子对妈妈说，“我不是不想学习，我只是不想在学校学习。”听上去像莫大的讽刺，又是真实的无奈。女孩雅雅在走出泥淖之后，坚定地要选择心理学专业就读，希望帮助更多人建立自我肯定的内驱力。
沉浸式田野调查、采访留痕，梁鸿通过非虚构还原了大量细节，让读者得以理性窥探一个孩子生病背后复杂的因果链条。社会、学校、原生家庭、孩子自身的性格，都像因果链上重要的一环，如果每个绳扣都打个死结，最后的结果不是生病是什么？作品也真实记录了父母们的心路历程，为人父母永远要面对挑战。帮助快速变迁时代下成长的孩子，确立自己的人生意义和坐标，这是当下的时代命题。
呼唤可能：重建关系的联结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朝气蓬勃老年人，焦虑异常中年人，死气沉沉少年人”，虽是戏言，却是一种写照。家长往往不知道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物质的匮乏早已不是这一代少年要面对的难题，精神的痛楚导致一部分敏感孩子身上出现巨大创伤，大到他们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大到他们宁愿付出生命也不想面对这个“糟糕的世界”。为什么？
《要有光》中描述的问题，不是孩子们个体的问题，而是当下时代的共性问题。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中指出，“Z世代的孩子们体验着一种激进而崭新的成长模式”。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粘贴在板凳上的屁股，不能尽情的课间，以及过度沉迷于手机虚拟世界，都让他们失去了和自然呼吸的链接。孩子们需要广阔的自然滋养和自我肯定的精神内核，这样才能面对单一评价体系下的学业失败，长远地肩负对社会的担当。
除了寻医问药的“自救”，全社会都在呼唤一起“他救”。作品里的阿叔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人，也是理性的旁观者。他的工作室不见得是什么正规心理学流派，但是他对孩子的宽容大度、真诚接纳成为他被孩子信任的最大理由。当孩子在阿叔这里获得片刻宁静之后，父母也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港湾。一个生病的孩子背后是一个生病的家庭，家长同样需要倾诉和被共情。在这里，沟通成为可能，而有效的沟通是阿叔一直呼唤这些家庭去做的。
这样的追问也被文学、影视所关注，除了《要有光》之外，《狗十三》《年少日记》等电影也把关注点聚焦在青少年心理世界。对生命的珍视，不仅是学校生理健康课的一个章节，而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应该被建立的信仰，这信仰需要社会系统共同维护。
作品最后呈现了几个孩子的后续状态，孩子们拿出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疾病，也呼唤大家都能给予一束微光，对孩子最好的托举是认可孩子的成就感，接纳孩子的挫败感，并且和他们并肩面对。
对爱的呼唤，对关系的重建，对勇气的追寻，对自然的渴望，都是光束照进来的重要一环。从家庭成员到社会群体，无限流动且无条件的、善于学习成长的爱是心理疗愈的一副药。“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书里的雅雅写道。有光进来的地方，就有希望。我们呼唤光，实际上是在呼唤爱和肯定。向光而行，首先要有光，而光需要我们一起创造。
（作者为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