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质量的“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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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郁含(右)每年都会去贵州一所乡村小学,帮助乡村孩子与父母进行远距离亲子互动。图为她和孩子们一起过生日。 受访者供图
女儿严晴晴已经读高二了,母亲姜贤红提起早年打女儿的经历,还是会忍不住掉眼泪。“她抄作业被我发现,我拿起衣架打她,她一路躲到厕所,过了一会儿跑出厕所对我大吼:‘打死我算了!’”姜贤红回忆道,看着女儿腿上被自己打出的伤痕,充满愧疚,决心再也不打孩子。后来她才知道,那时读二年级的女儿刚从留守儿童变为流动儿童,从老家来上海读书,无法适应新环境,才抄了作业。
每个在外谋生的家庭,都面临两难——把孩子带在身边,让孩子成为流动儿童,面临入学、升学困难;还是送回老家,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3.76亿。数字背后,是诸多为生活奔波的父母。如果生计与教育无法兼顾,孩子还能获得父母之爱吗?无法长期陪伴在孩子身边,这样的父母“够好”吗?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的钟郁含,有长达十余年的支教和田野调查经历,她探究了分离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理、成长和亲子关系。在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教育系主任李钧雷教授的指导下,她对分离家庭的亲子远程沟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与理解,发现表达父母之爱既不需要高学历、高技能,也没有标准答案。
“写下来表达更容易些”
读初二时,严晴晴收到母亲姜贤红的一封信。那时她刚从上海转回福建老家读书,陌生的学习环境让她极度不适应,而母亲每月只能回来看她一次,电话里又常常责备她。
这封足足5页纸的信,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妈妈首先跟你道个歉。妈妈之前对你有太多的指责、抱怨、批评。”这是母亲第一次向女儿正式道歉,严晴晴感到意外的同时,又有被宽慰的感觉。
写这封信前,姜贤红与钟郁含通过一次电话。2020年,严晴晴还在上海读小学,课余会去上海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上手工课,这是一家专门为务工子女提供服务的公益性课外机构。有一天,服务中心的老师转发了一则线上讲座链接到家长群。开这场讲座的人叫钟郁含,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的公益组织“一起长大”,旨在帮助那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亲子分离的家庭,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情感链接。
姜贤红听了这场直播讲座,钟郁含的一番话让她印象深刻:做家长的,很多事情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尝试走进孩子内心。几年后,想远程帮女儿又觉得有些无助的姜贤红想到向钟郁含求助。在一个多小时的通话里,钟郁含尝试开导她:“你能否回忆女儿做得好的地方、关心你的瞬间呢?你可以告诉她,有些无法口头说出来的话,写下来表达更容易些。”
姜贤红决定给女儿写信。那个晚上她彻夜难眠,一直在思考如何下笔。足足5个小时后,她完成了第一封给女儿的手写信,上面还有一些泪痕,她逐页拍下,发送给女儿。她写道:“妈妈特别心疼那次你脚烂了一个洞,不能走路,还要爬楼梯,饭也吃不上,那时妈妈特别想在家照顾你,可我们离得太远了……妈妈心里特别内疚,对不起啊!希望你能体谅爸妈的无奈与不易,好吗?”姜贤红还在信里回忆母亲节那天,女儿在晚自习后到电话亭排队给她打电话。她告诉女儿,听到“母亲节快乐”那个瞬间,特别感动。
爱意在远隔千里的空间中流动。之后,严晴晴考上一所不错的高中。在后来的回忆里,严晴晴对那封信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写到母亲节的那通电话。她觉得妈妈理解自己,自己的用心被妈妈记住了。
“远距离亲子互动很难”
钟郁含也由衷地为姜贤红母女高兴,这些看似平凡而细微的变化,是她这些年来始终努力的方向。
2012年1月,她参加了一个短期支教项目,从老家西安乘坐绿皮火车来到贵阳,又和支教的伙伴一起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抵达黔南州大山里一所乡村小学。那段日子,钟郁含除了上课,做得最多的事是家访。她发现很多学生要么和一位家长生活在一起,另一位家长出去打工;要么就是父母双方都外出打工,孩子跟老人生活在一起。尽管分隔两地,但留守在乡村的孩子有很多想和父母说的话。
钟郁含要离开的时候,孩子们万般不舍,小心翼翼地问她:“明年能不能再来?”她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些留守儿童来说,相见的周期是以“年”为单位计量的。她觉得无法拒绝孩子们的请求。
后来,去贵州那所小学是钟郁含每年要做的事情。她决定从支教转变为帮助这些乡村孩子与父母进行远距离亲子互动。钟郁含本科读的是法律,但她觉得,法律是人与人关系的底线,而教育是事半功倍的事。本科毕业后,钟郁含选择赴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读研。在此期间,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公益组织“一起长大”。
最开始,她不知道如何着手,找不到关于支持远距离亲子互动的做法,钟郁含向自己的老师李钧雷教授请教。“绝大多数父母即便在和孩子的互动中存在很多困难,也一定有做得好的时刻。”李钧雷告诉钟郁含,“远距离亲子互动很难,但也一定有少数家庭已经做得很好,记录那些家庭是怎么做的,这些做法是最容易被类似家庭理解和模仿的。”
“我以前太关注父母和孩子交流中的困难,完全没有看到孩子对父母爱的表达。老师的建议给我提了个醒,想做好支持家庭关系的工作,就要看到全面的现状,而不仅仅是聚焦问题和困难。”为了找到更多想要帮助的对象,钟郁含调研了一家位于东莞的工厂。她和大约80名孩子在老家的父母分享她在支教经历中对孩子的观察。
钟郁含记得,有人边用左手擦眼泪,边用右手在纸上做记录。她告诉家长们,当孩子倾诉自己的不适应时,如果家长回复“过段时间就好了”,孩子会觉得不被理解。家长耐心听完,表示理解孩子的委屈、给予安慰,才能让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心。
“放下工作就无法抱起你”
为了接触更多与孩子分离的家长,钟郁含辗转于全国各地。她曾收到一条家长留言,那是一首写给孩子的诗,有一句是“我放下工作就无法抱起你”。
钟郁含反复告诉这些家长,即便无法在孩子身边陪伴,也可以表达父母之爱。在上海,她联系了同样关注流动儿童的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在他们的组织下开展了一场线下讲座。陈宏是参与这场讲座的家长中为数不多的父亲。
安徽人陈宏2005年来上海工作,他将女儿带在身边。参与讲座那年,女儿在上海读小学。和严晴晴一样,几年后,陈宏的女儿回到老家升学也不适应。女儿一度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考试前手会不由自主地发抖。陈宏带着她四处求医,不同医生给出的方案各不相同。陈宏想到了钟郁含,向她倾诉,“小钟老师告诉我,可以在生活上多关心孩子,从侧面去和孩子建立联系”。
为了让女儿转移注意力,陈宏有计划地开始“远程陪伴”。每天女儿打电话和他聊天时,他会耐心倾听,偶尔女儿提出买衣服这样的要求,他会认真对待。在日复一日的沟通陪伴下,女儿的情绪变得稳定,和爸爸无话不谈。起初,为了照顾女儿,陈宏每个月都回家看女儿一次。后来,女儿主动说:“爸爸不需要每个月都回来,我批准你两个月回来一次。”一次考试前夕,女儿告诉陈宏,自己手抖得厉害,陈宏不再无措,安慰女儿,“这是考试前的正常现象”。其实,他当时心里也没底。直到女儿打电话告诉他,“爸爸,我的病好了”,陈宏才松了一口气。陈宏慢慢理解,尽管自己没有特殊的教育方法,但只要表达关心,女儿的情况就会改善。
“我们希望父母可以和孩子多聊聊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多分享细节,拍一些照片。孩子们需要通过这些细节去想象父母在外面的生活,获得参与父母所在环境的体验。”钟郁含说。
“找到一个身边爱你的人”
硕士毕业后,钟郁含没有立即读博。“一起长大”的工作让她对远程亲子教育有了更多探索的动力,她决定回到以前支教的贵州山区常驻调研。在贵州的三年,她从孩子们那里收集到许多“感受到父母爱意”的案例。
随着调研不断深入,钟郁含发现,向外界介绍留守儿童时,并非只能强调这些孩子很可怜。在和留守儿童的父母接触时,她同样理解,在生活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许多父母已尽了全力,这种尝试保持联系的努力非常可贵。而她要做的,是让这些做得好的方法推广到更多家庭中。钟郁含曾将姜贤红给女儿写信的前后经历,录制成一节名为《妈妈的一封有质量的信》的直播课,详细解读远距离分离的家庭中亲子互动的重要性。
钟郁含在调研中也发现,相比忙碌的父母把孩子带在身边,如果有一个稳定的抚养人,同样可以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支撑。相反,很多孩子即便和父母一起生活,如果没有沟通,也处于一种“失陪”状态。
2022年开始,“一起长大”项目开始在甘肃省的儿童服务站推广培训课程。尝试通过培训服务站的老师,给更多留守儿童带来更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陪伴。甘肃省泾川县阳光义工协会秘书长苟小兰,是当地一家儿童服务站的站长。她记得,那次培训有一节课的内容设计是让孩子“找到一个身边爱你的人”。“后来我们给孩子们上课,班上的小朋友即便没有找到父母爱自己的案例,也会想到身边其他亲属爱自己的例子。”苟小兰说。
李钧雷认为,孩子当然不希望父母距离自己很远。但一个人的“抗逆力”“回弹力”最重要的来源,是身边至少有一个人是爱自己或者关注自己的。“当我们谈到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很多人抱有怜悯心态,我把它称为‘好心的偏见’。”
“陪伴的质比量更重要”
“我觉得没把女儿带好,虽然很多人说我做得很好了。”女儿曾问过陈宏,为什么在上海不能多积累一点积分,这样她就能在上海读书了。事情过去许多年了,陈宏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
对于亲子分离的家庭来说,父母常常觉得让孩子留守,是自己能力不够造成的。同为与孩子分离的家长,陈宏和姜贤红都会抽时间阅读亲子关系相关的书籍,也会参与各种线上相关课程,但仍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在今天的育儿环境中,常常让人有许多错觉:一个“够好”的家长得花时间陪伴孩子,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提供给孩子……李钧雷觉得,这些要求既不现实,也不必要。“社会应鼓励或尽量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长大,但在时间有限的时候,质比量更重要。比如家长如果只有寒暑假才能陪伴孩子,那就全身心投入。”
完整地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做什么,在乎孩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难过,知道孩子的为人,知道孩子在乎和信任的人……这些事情比高深的育儿理论更重要。李钧雷说,“我们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给她一个适当的反应,也许就是发个声、点个头、看一眼、笑一笑。”
“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没有特别高级或所谓专业的方法,只要你投入真情实感与孩子互动,就是有质量的。”李钧雷说。(文中严晴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