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锚点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梁君健 日期：2024-12-06
在“人文清华讲坛”青年学者专场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纪录片导演梁君健通过讲述3个纪录片的拍摄故事，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收获的人生感悟。

生活中的锚点恐怕不只是来自我们收获的那一刻，而是我们在长时间的耕耘中对于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和捕捉。 ——梁君健

■梁君健

古建筑是历史的锚点

今天我想和大家讲3个拍摄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紫禁城。2020年是紫禁城建城的第600个年头，我和团队一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

从1420年建成以来，紫禁城一直坐落在北京的正中心，我们摊开任何一个年代的北京地图，第一眼就能看到紫禁城。虽然时移世易，但紫禁城始终是北京的一个地标、一个锚点。

所谓锚点，它常被用来形容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点或事物，就像海上的锚一样，能够固定住船只，提供一个稳定的基准点。

2015年，养心殿暂时停止向游客开放，开始了100多年才经历一次的大修。2020年8月拍摄时，我们正好遇上养心殿修缮的关键时刻。

记得第一次走进养心殿前院的时候，我就被一根木头震惊了。这是一根朽坏的、千疮百孔的木头，它是养心殿正殿房顶上的一根扶脊木，在清代时曾被换过，当时用的是东北大兴安岭的一根松木。这次修缮时发现了新的问题：由于它位于宫殿顶部，风吹日晒，被朽蚀了，因此必须把这根木头取下来，另找一根新木头替代。

故宫古建部和工程处的老师告诉我，离北京最近的木材市场在河北的廊坊市，他们已经从大兴安岭订购了一根松木，运到廊坊的木材市场，在木材市场进行初步加工，再找一天晚上把这根扶脊木运到紫禁城里，最终把它放到养心殿的最高处，让它再经历上百年的风吹日晒。

我们决定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不久后的一个周五，大概中午11点的时候，我突然接到故宫老师的电话，告诉我当天下午5点半，他们准备从廊坊的木材市场开始运这根木头，夜里把它运到紫禁城。我十分兴奋，赶紧联系拍摄团队出发去廊坊。但因为是周五，高速公路上特别拥堵，紧赶慢赶，我们才在晚上6点45分赶到了河北廊坊的木材市场。借助着最后一点天光，我们拍摄了这根粗加工的扶脊木被叉车放到货运卡车上，卡车司机开着这辆卡车驶出了木材市场，朝北京方向开去。

晚上11点半左右，卡车终于来到了故宫的神武门，也就是故宫的北门。故宫一共有9个门，只有神武门在晚上开放，为了文物的安全，其他的门夜间都是关闭的。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司机开车进了紫禁城，然后卸货。我们把整个过程都拍摄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从头一天中午11点接到电话到拍摄完回家，我感觉这一天过得特别漫长，但是也很有收获。

几天后，这根木头在建筑工人的手里从平地扛到30多米高的养心殿的房顶上，经过修整之后，它和上百年前的木料通过榫卯吻合在了一起。

整个拍摄过程，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紫禁城不仅是北京城的锚点，它也在无数普通人的生命中或长或短地留下了痕迹。在后面的拍摄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把镜头越来越多地对准了普通人。

我们在紫禁城的墙砖上发现了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山东临清砖窑工匠们的名字，我们在养心殿顶上琉璃瓦的背面发现了嘉庆三年（1798年）北京门头沟区琉璃渠村琉璃烧制工匠的名字。我们还把镜头对准了故宫的文保人员，这些文物和历史的研究者和保护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紫禁城得以在600年的历史中延续下来，并且继续留给我们的后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建筑是历史的锚点，它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舞台，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留下的痕迹累积起来的。

山是空间的锚点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纪录影片《喜马拉雅天梯》。

《喜马拉雅天梯》的主角是一群藏族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在西藏的聂拉木县和定日县。初中毕业后，他们从偏远的县城来到拉萨，在拉萨的登山学校学习成为一名专业的登山向导。学习4年之后，他们将有机会带着客户登顶珠峰，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正式成为一名高山向导，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我们的纪录片关注的就是这样一群藏族孩子。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调研，2013年9月开始拍摄，拍了整整一年，2015年在大银幕上公映。这也是我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电影。

自古以来，山是大地的一个永恒的地标。关于攀登珠峰有过一句名言，英国探险家马洛里在被记者问起为什么攀登珠峰时，他这样回答：“因为山在那里。”1924年，马洛里在珠峰海拔8100米的地方遇难，他的这句“因为山在那里”成了很多登山者、极限运动挑战者的座右铭。

为了这次特殊的拍摄，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我平常特别热爱运动，因此对于高反适应得较快。在最难熬的西藏的冬天，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待在平均海拔为4400米的定日县，我甚至还和我的拍摄对象一起打篮球。而事实上，拍摄攀登珠峰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我们的汉族摄影师张华最高爬到了海拔7028米的登顶指挥部，他在登顶指挥部待了4天，只睡了不到10个小时，不得不撤了下来。所以，在2014年春季拍摄登顶之前，我们提前3个月就做好了准备：我们找了登山队里特别成熟的两个藏族小伙子巴塔和旺堆，他们以前也曾在西藏登山学校学习登山。当时，巴塔已经成功登顶过9次珠峰，而旺堆也已经成功登顶过3次。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把这两位优秀的登山向导培养成了摄影师。后来，巴塔和旺堆拍摄了海拔8000米以上的所有素材。

2014年的寒假，我们是在定日县度过的。大多数登山学校的学员们的老家就在那儿。在那里，我经历了藏历新年。藏历新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不是除夕，也不是初一，而是大年初三的凌晨。因为按照日喀则地区的习俗，大年初三的凌晨，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年轻的后生，身着民族传统盛装，背着风马旗，爬上附近村子的一座神山的山顶，在第一缕阳光照下来之前，把风马旗挂好，用古老的语调祈望来年。

至今，我还记得那天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跟着一排手电筒的亮光，摸黑爬上了那座神山。当我们听着那么多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们用淳厚的嗓音唱出他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时，我们感受到这个民族对于山的不一样的感情，见证了一个民族、一群人对于生活的热切渴望。

山在那里，不仅是让我们去攀登、让我们去挑战的，它也成了心灵的寄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标记和锚点。正是这样一种亘古不变的传统，帮助我们每个人更好地理解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应该如何去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挑战以及人生困境。

这是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经常经历的事情：在最开始策划的时候，我们会学习很多优秀的作品，头脑里也会预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设定，但一旦摄影机运转起来，当我们用镜头去记录普通人的生活，把自己投入到别人的生活中时，生活本身就会教会我们该拍什么、该表现什么。所以，我把拍纪录片的过程比喻成一场南辕北辙的旅行，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想朝这个方向走，但最终拍摄的过程会把我们扯向另一个方向，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生，也赋予了纪录片不一样的主题。

音乐是生活的锚点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它是2023年7月上映的。

2017年的春天，一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兄向我介绍了蒲公英中学，他在这所学校已经做了好几年的志愿者。这所学校坐落在北京市的大兴区，是北京唯一可以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师兄告诉我，这个初中里有一个合唱团，虽然很多孩子在小学里从没有上过音乐课，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但是在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里，他们特别认真、特别努力，甚至在专业的合唱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

这个故事特别打动我，这不就是中国版的《放牛班的春天》吗？于是，从2017年9月开始，我们进行了整整两年的纪实拍摄，一直拍到2019年9月。

第一年，我们的拍摄过程磕磕绊绊，我发现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由于这些孩子到了初二或初三都要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准备中考，所以这个合唱团的人员流动特别大，有些孩子刚刚学会了唱一首歌，第二天就要离开蒲公英中学回自己的家乡去了。这不仅让这个合唱团长时间无法排练新曲目，也让我们的拍摄对象一换再换。我们刚刚熟悉了一批孩子，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就找不到他们了，我们又继续把镜头对准剩下的孩子，重新开始我们的拍摄。

在第一年的拍摄过程中，这些孩子并没有获得任何比赛机会，唯一稍微正式些的登台演出是在2017年的冬天，他们去了一家曾赞助这所学校的五星级酒店，在这个酒店面向客户的圣诞答谢会上唱了两首圣诞歌曲。这是他们第一年里唯一的一次演出。

我们之前设想的美好故事看上去并不完美，但是，生活向我们关闭一扇窗的时候，又向我们敞开了其他的可能。孩子们的歌可能唱得并不好，但他们喜欢唱歌，他们会在音乐教室里充分释放活力。就在那唯一的一次登台演出之前，他们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每个人都喝了很多碳酸饮料，肚子胀胀的，唱歌也荒腔走板，但是大家仍然很开心。回到学校时已经凌晨12点多了，他们还在车上一直唱歌、一直聊天，女孩子们之间互相讲着童话故事。

后来，这所学校的音乐老师尝试把这个男女声混合的合唱团改成纯女声合唱团，一批男生被请了出去。但这个合唱团里最调皮捣蛋的男孩却坚持到了最后，他就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权煜飞。

除了唱歌，我们发现这些孩子的情感特别敏锐。其实，他们的生活境况并不太好，大多数人都处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中。很多孩子周一来到学校上课，都不知道周五从学校宿舍回家的时候要回到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需要更换住所。但是，我们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的，是他们对于周围万物的好奇心，他们借助着音乐，借助着合唱团，去探索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角落。他们会把周围一些像样和不像样的植物画到自己的画板上，他们也会把生活中的开心和不开心、把生活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当作自己成长的养分。

对于他们来讲，音乐是生活的锚点。音乐并不是为了考级，也不是为了演出，而是把他们引向更广泛的生活、去解答他们心中的好奇、把他们不同的生活拧在一起的特别重要的方式。

有一天凌晨5点，我们为了拍摄赶到蒲公英学校去。每天清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都热闹异常，因为附近的两三个村子里大概住着五六万名在北京各个行业务工的人。他们在这条街道的两边等公交车，赶到最近的新宫地铁站，再顺着地铁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去工作。

我开车穿过人群进入学校，这里又是另一番光景。蒲公英中学改造自老三余村一个破旧的厂房，孩子们在墙上绘出彩虹、花卉和树木，让这个校园变得生机勃勃。早上体育老师带着同学们晨练，这位体育老师来自天津，他的天津话很像说相声，同学们练得喜笑颜开。晨练之后是早餐，这天喝的是食堂师傅亲手做的豆浆，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豆浆是不是甜的”。到8点的时候，孩子们回到教室，开始了一天的课程，我们也结束了这天早晨的拍摄。

这个早晨，只是我们一个普通的拍摄片段，但它让人回味深长，特别难忘。

纪录片是我的锚点

我们拍摄过的很多素材，比如刚才说的定日县大年初三攀登神山的素材，最后并没有用到成片中去，它至今还安静地躺在我们的素材盘里。

这就是纪录片拍摄者或记者经常遇到的情况，我把它形容为2个99%。第一个99%，是指你想拍到的场景有99%是拍不到的。拍纪录片不是在演电影，即使我们24小时都在那儿拍摄，你也很难捕捉到那些细微的细节。纪录片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第二个99%，是指你拍到的所有东西、你所做的所有工作，只有不到1%是有效的，会被用到片子里。《风起前的蒲公英》的素材有500多个小时，最后的片长不到2个小时，只有不到0.4%的素材最后在片子里出现。

纪录片的这种工作特点经常让人感到焦虑。当我们辛辛苦苦拍了一天回来之后，发现这一天其实是在白忙活，我们就会想：“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是不是在浪费整个团队和拍摄对象的信任？”“我为什么还要拿着相机出去？”我经常会陷入这样的自我怀疑中。但是，当我们看到大年初三神山上的第一缕阳光，当我们听到那天早上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在讨论豆浆甜不甜，当拥有这些特别美好的拍摄经历时，我们又会感到特别振奋和释然。这样的素材和内容即使最终无法和大家见面，它也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在我拍摄这些纪录片的日子里，曾经留下了很多特别深刻的记忆：2010年夏天，夏日炎炎，我们在紫禁城度过，我们看到了这座城的正面，也看到了它的背面；2014年春节，我在定日县度过，我至今仍能够想起来，我的床顶上挂着一只风干羊，每天醒了睁眼就能看到它；2017年的春天，农历四月初八，我在陕北白云观拍摄当地的民俗庙会，听当地的道长们吟诵写给玉皇大帝的辞章，听他们用古老的曲牌祈求这一年的风调雨顺；2018年的暑假，我和老莫回到了他的柳州老家，在村口的河里看他向他的父亲学习游泳；2019年的夏天，我们跟随日巴回到他四川红原县的老家，日巴常年生活在北京，但是仍然能够很娴熟地驱赶牦牛；也是在那年的冬天，大年初一，我们开车从安徽的亳州到江苏的淮安，开了6个小时，去拍摄2个不同家庭的孩子和家人相聚的场景……这些记忆是如此鲜活真实，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个锚点。

生活中的锚点恐怕不只是来自我们收获的那一刻，而是我们在长时间的耕耘中对于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和捕捉。生活的锚点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我想这就是纪录片教给我的事情，也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