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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不会阻碍人类拥抱彼此

2020年03月28日   07: 读书周刊/书事/连载/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汪渤

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颠覆了我们对于自身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说起它们对生活的影响,我们既焦虑又兴奋。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中,南希·K·拜厄姆为数字媒体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框架。

你可能会有疑问:在线上建立的关系可靠吗?数字媒体会破坏我们的其他关系吗?整体而言,只有理解了数字媒体的特质,以及发展、使用它们的社会语境与人际情景,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答。

怀念面对面交往的真挚

被迫在方寸之间与自己相处,至于无聊或有趣、享受或厌倦,都是冷暖自知。

但客观地说,“与自己交往这件事”并非所有人擅长、至少是长时间擅长的行为。好在现在有互联网,网上又有了社交媒体,让你我还有交流的权利和条件。遥想17年前的上一场大疫,互联网那会儿虽然谈不上有多新鲜,但也难做到随时随地、信手拈来。我的同龄人有些被留在校园里,几个月时间在学习以外无所事事,只能面对每日重复的几张、十几张脸,谈些陈旧话题。当时的感受具体如何,因人而异,但我也听到过不止一个人对那段时间的怀念,怀念和自己的独处,也怀念面对面交往的真挚。

这类对早年的怀念,连带对当下的不满足——无论是媒介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抑或是单单说更小范围内的人际交往的不满足,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载浮载沉,像伍迪·艾伦在《午夜巴黎》里丢出的那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人们所怀念的过往到底是真实存在过的,还是干脆是一个白日做梦的幻象,也长久以来算是我的长期疑惑。不过,在我审读完《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这份由“60后”国外学者所著,“80、90后”国内译者所译的书稿之后,倒是得到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答案。

带着反思的视角冷眼观之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和多数文艺中青年类似,我的那脑海中存有大量反乌托邦的文艺作品赐予的对未来的种种悲观遐想,在诸如《黑客帝国》《黑镜》《西部世界》《爱,死亡,机器人》等这类文艺作品中,基于一个对糟糕未来世界的种种残酷的美学设定,针对“交往”抱有的几乎都是负面的期待——互联网会加深人们的偏见和隔阂,人类将在虚拟、甚至虚幻的数字身份背后迷失,真诚不在,真实不在,彼此拥抱不在,热泪盈眶不在。甚至刚刚拿到书稿、还未真正翻阅之前,看到《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的书名,我还以为它可能又是一本对社交媒体、在线交往持批判态度的著作——当然,事实刚好相反。

一般来说,当人们面对一项新技术之时,会分为三个派系:一派极乐观,甘当新技术的吹鼓手,每隔8年、10年就要吹嘘某某技术“具备划时代的意义”,好像“时代”这个东西是手机的解锁条,想划就能划;另一派走向悲观,认为新技术即使不会让人自取灭亡,至少也会变得可悲、可笑,这种观点往往和“一辈不如一辈”的习惯性偏见形成组合,让很多年岁偏长的人频频怀念从前“白衣飘飘的年代”;再有一部分人,他们对新技术既不是热烈拥抱,也不是敬而远之,而是既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接触,又留有一定余地去克制地旁观,不主动、不拒绝、更负责。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的作者南希·K·拜厄姆就是这样一位学者,把这本书的翻译稿交到我手中的董晨宇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们不排斥、甚至可以说擅长应用社交媒体,但同时又凭借多年的学术训练,对每一种新诞生的媒介技术手段带着反思的视角冷眼观之,堪称一群在戏外的高级“吃瓜群众”。这也十分符合我对互联网时代传播学者的想象——灵活不盲目,专注不固执,硬核而谦和。

新技术和旧方式的共生

本书的两位译者董晨宇、唐悦哲的译笔相当不错,我们关于书稿的沟通并不多,因为实在没有什么硬伤需要我这个编辑反复斟酌的。在整个书稿的编校过程里,我大概只和董晨宇老师通过一次邮件,但他的网络身份,对我倒如同老熟人一般,这还真的暗合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所描摹的交往路径。

说来我对董晨宇老师线上身份的了解,要远在与他建立工作交集之前,而建立这些印象的平台,就是“云端”的文青集散地“豆瓣”。在那里,董晨宇老师既是一位偶有吐槽的青年大学教师,也是位颇有才情的诗人,是位“停更”多年的民谣词人,还是位谈不上高产但水平不低的英文书译者,开过一份传播甚广的传播学书单,在豆瓣时间音频课里讲“黑镜人生”,还是足球迷。这一系列的身份标签形成了书中描述的“超个人传播”,让我在线下的现实生活之外,先行对这个ID产生了一些认知。如同南希在《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里描述的跟一位瑞典乐手Markus的交往过程一样,这些认知虽然基于他的网络人格,但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以各自的专业、职业身份的相互合作。我们,或者说我个人,并没有循着技术决定论者对社交媒体的怀疑观点,在由中介化交往到具身交往的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遇到什么不适或障碍——而这往往是技术决定论者对新传播技术感到焦虑的来源。

所以,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更偏向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或许才是一种缺乏安全感所导致的思维定式。毕竟拥抱新生事物,对于在交往舒适区之内的人是危险的,而走向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人选择的权利和适应的能力,认为新技术一诞生,就会彻底把旧方式“吃干抹净”,不存在新技术和旧方式的共生,也不承认社会对新技术的重新“驯化”。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思维。虽然这种简单的思维常常被人所揶揄,但说来其实也是种依赖惯性的主观选择。毕竟从认知的角度来说,非此即彼这种简单结论容易让我们产生安全感;而放下手机,走出去和人面对面地交流,比你拿着手机在微信上发一条“是社交媒体毁掉了我们面对面交流的真情实感”,要容易得多。

宽容地面对“新王当立”

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就是“新技术”会让人类走向完美还是毁灭的争论,文字、印刷术、电视、电脑,任何一种东西的诞生,都会引发截然相反的观点交锋。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以及人自主选择的能力。一项作为客观存在的技术摆在那里,并不是只有使人变好和使人变坏两条路可走,它在改变人类,人类也在改变它,这就是《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里提到的人对技术的“驯化”;再退一步说,就算你作为个体驯化不了这项技术,也大可以选择不去用它。当今社会上不用手机的人大有人在,更不用说还有人至今拒绝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我们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也要尊重其他人选择的权利,至于社会有没有创造这种宽容的选择环境,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大概就是南希在书中透露出来的态度——对技术中立,但对人类交往保持乐观。这位拥有春风般温暖笑容的学者,如她微笑本身所传递出来的友善一般,认为人类的本性还是趋于“拥抱彼此”。至于在不同手段中面临的环境、条件差异,新的交往模式中诞生的误解、隔阂,总是可以在“拥抱彼此”的努力中被解决掉的。我们的过度悲观,常常是因为我们把在新的交往环境中所诞生的误解与隔阂当作交往本身看待,而实际上任何一种交往模式下都有误解与隔阂,不信你回忆一下线下陌生人聚会的那些我们早已熟知的尴尬与社交恐惧——而这些,并不是交往方式,而是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对于没有社交网络的时代那些“田园牧歌”般的幻想最终只是幻想,而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宽容地面对“新王当立”的事实,去尝试新的工作、交往、生活模式,并最终将其驯化成适合你使用的工具。此事说来容易,做来挺难,也希望诸君协同努力,拥抱新事物,也在新事物的帮助下拥抱彼此。

《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

[美]南希·K·拜厄姆 著

董晨宇 唐悦哲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